新大同论——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李庚香

　　而从千年视角看欧洲，从公元11世纪开始，基督教整合后的欧洲体现出较为统一的文明主体地位，强力统治的封建帝国的衰弱也促进了庄园经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城镇的兴起，逐步走出因蛮族入侵而造成文明退化的“黑暗时代”，“北欧第一次完全融入文明圈。俄罗斯大河流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及遥远的北极圈都积极参与欧洲的军事、政治、商业和宗教生活。匈牙利最西端的草原也成为基督之地。欧洲大陆重心首次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转移到北欧肥沃平原上。在那一方土地上，新式农耕供养了骑士新军事阶层，也让不断增长的城镇人口温饱无忧”［12］。基督教王国的形成使抵抗和消除异教徒的威胁有了正当的理由和强有力的号召力，进而促发了从1096年至1291年的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这名义上是一种宗教行为，实际上逐步演变为一种军事侵略、武装掠夺和大规模的商业行为，道义狂热变成了一种追逐财富的强烈动机，长时期大规模的行动催生了公司化组织、新的商业模式和规则、银行金融业务，带动了制造业和远程贸易，孵化了欧洲未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子。这期间，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界区发生了大量双向交流，当时东方的重要思想、发明、创造、技术等源源不断地流向西欧，极大地增强了欧洲的技术力量和组织力量。而同时期，从西方传到东方的发明创造和思想却寥寥无几。另外，在此期间，蒙古族强势崛起，建立了强大的元朝，击垮了俄罗斯，摧毁了“达鲁伊斯兰”，却没有伤及基督教王国，因而那时的欧洲相对于东方，特别是近邻——伊斯兰世界，占据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13］205-206欧洲以基督教和资本主义文明揭幕的世界史，就是欧洲民族国家和市民社会自由扩张的具体历史，是在“理性”和“自由”话语粉饰下通过国家军事扩张和资本垄断对其他文明形态的野蛮摧残和毁灭。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在实现其世界大同追求的过程中，征服是其一以贯之的价值理念，掠夺和侵略是其文化心理本能，自由、民主、公平、正义是其惯用的幌子，不择手段地维护既得利益、霸权地位和强调自己国家优先是其极端自私的真实心态。迄今为止的资本主义文明不仅是以野蛮、残暴手段发展而来的文明，而且是一种企图继续以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高调和精妙的谎言包裹自私自利野蛮行径来塑造世界、统治世界的文明。

　　以千年视角审视中华文明在世界地位中的下滑曲线，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在于尊崇王道与实现富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中华文明尤其是作为思想主流的儒家文化尊崇道义，追求王道善政，强调以德治国、以德化人、以德服人、重义轻利、尊理抑欲，甚至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贬斥以力服人的霸道，贬低国家、社会和民间的积财创富行为，忽视和拙于国家财力、财政、财源的谋划、设计、开发，偏重于心性修养，轻视经世致用之学，谙熟于坐而论道、高谈阔论，荒疏于救世济民、富国强兵的实策实践，以致国计、国防、民生缺少制度性的平衡和保障机制，国家常常处于治乱兴亡的旋涡而不能自拔，文明成果不容易积累和向更高层次进化，使王道追求常常流于空谈和想象，并且导致主张富国强兵的思想与实践常常遭到顽固的阻碍。北宋王安石的变法之所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