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同论——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李庚香日期：2022-07-13 16:33:24

渐衰落的国运。面对愈救愈危的国运，面对清朝统治者和官僚阶层的思想昏聩和人格沦丧，看着他们不仅深谋远虑不复有，就连正常的统治意志也已经丧失，他们仅以个人的眼前利益为念，与他们谈变法不仅是对牛弹琴，而且是与虎谋皮。变法（或称改革、维新、改良）历来是一个政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以非革命的方式自求生路的措施，是统治集团在面临政权覆灭的畏惧感、对国家存亡的责任感支配下采取的一种自我抑制与自我更新，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调整，必须以既得利益者让出一部分利益为条件，其本质是为了长远利益而对眼前利益进行割舍。它要求改革者与被改革者有洞察危险的远见，有对于现有政权的忠诚，有做出自我克制与自我牺牲的自觉与勇气，虽知可能失败而必做，根本而言，就是要显示一种精神的力量、人格的光荣，将胜败都置之度外。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考验是严峻的，通过则生，通不过则死。清朝统治者虽想以富强谋国，但不能放弃一家之私利而从世界之潮流，负隅苟延，终被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也不能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而唯有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而生，成就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业，其真谛在于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中华文明的内在活力，使中国人民获得了精神的主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引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一举扭转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有两大思想来源，一是从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再到康有为、孙中山的理学、心学、大同思想，毛泽东是集大成者；二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现代条件下把“王道”与“富强”统一起来，找到了在王道基础上实现富强的新道路。

　　中华民族追求强大，更追求伟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小康”是现实，“大同”是理想。我们汲汲追求的始终是大同的“王道”，而非富国强兵的“霸道”，但不幸的是，“王道”与富强之道相脱节，最终成了坐而论道。在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交锋中，西方文明以“普世价值”为信条，却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包括坚船利炮、殖民掠夺等手段实现其信条。从黄帝开始，中华民族就重视修德振兵，主张文武之道的平衡。汉唐实现了文武平衡，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秦兴之于武，宋失之于文，其中蕴含了不少历史教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一个都不能少、“枪杆子里边出政权”也是真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走“王道富强”的道路。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有求仁反不得仁的惨痛记忆，中国的“王道”、被西方的“霸道”打败。可是，西方的“霸道”违背人类的终极价值和世界文明发展潮流，最终不会长久。在人类文明已高度发展且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今世界，若放弃“王道”、只求富强，反而不能实现真正的富强。费孝通先生深刻地指出：“现在表现得比较清楚的是强权。谁的力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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