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同论——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李庚香日期：2022-07-13 16:33:24

最为关键的就是董仲舒的“改制”，即告别秦的法治和汉初黄老的无为而治，进行“拨乱反正”，“复三代之制”，回到西周的制度，实现大一统，这符合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的现实需要。但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并不是简单地回到周代的古制，而是“一统乎天子”。他的出发点就是基于当时诸侯王权力太大，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而尊天子和中央。董仲舒以原始儒学为假借，吸收了法家思想，通过运用“天人合一”理论，统合了自然与人文，为汉王朝的制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在“天人三册”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从而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依据。康有为作为中国近代改革运动的思想领袖，他的改革逻辑就是从汉儒的改制思想中借来的。康有为改制、变法的目的也是“大一统”，但是康有为的“大一统”与汉儒不同。在当时的条件下，康有为“大一统”的实质，一是要“皇权归位”，也就是夺慈禧太后的实权归光绪皇帝，二是要让孔子这位“素王”成为“立法者”，实行“君主立宪”。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的“三统说”（黑统、白统、赤统）就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主张“君主立宪”的合法性基础。康有为为树立改制变法的合理性，把孔子假托为改革者、改制者。而孔子作为理想和内在的价值就是“仁”，作为外在制度的设计就是“礼”。用康有为的解释就是作为理想和内在价值的就是“道”，而作为制度安排的就是“天下为公”，这四个字是康有为从《礼记》里发掘出来的一句话，这句话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格言。他说：“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7］康有为《礼运注》的精义在于，他把所谓的“三代之制”由“三个朝代”描述为三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文明，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作为现实中的制度安排，它们又被统称为“小康”，而这是孔子所见过或者所知道的制度。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两千多年来，无论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统统属“小康之世”。在孔子后，中国之所以一直停留在“小康”阶段踯躅不前，是由于孔子之道被荀子的“武断”破坏了。但是，孔子的理想并不是“小康”，而是“大同”。尽管大同社会谁也没有见过，但它是一种推动现实制度变革永不停息的内在价值追求，它就是“道”“文明”本身。

　　康有为认为，孔子本人只是生活在由“升平世”向“据乱世”退化的历史时期。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借用文学家津津乐道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义，别开生面地说明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8］至于“太平世”，孔子也只是听说过而已。在康有为那里，为了实现大同理想，“小康社会”是不能跨越的基础，同时，大同理想又始终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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