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同论——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李庚香日期：2022-07-13 16:33:24

、政治家以及人民大众坚信只有坚实地走稳小康之路才能实现大同理想，并数千年一以贯之、不怠不息。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懈追求的现实社会理想，“康”意为“安”，“小康”即“小安”，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诗句。至汉代，“小康”从百姓的生活向往变成了儒家提出的社会蓝图，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国家对良好社会治理目标的追求，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形态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受生产力落后和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小康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即使是中国历史上一度出现的一些治世或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也只是相比于乱世而具有的国力相对强盛、经济相对繁荣、民生相对安定的情形。由于古代中国的社会演进只有量的积累而无质的飞跃，始终走不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兴盛时期的发展成果在乱世被消磨殆尽，小康社会也注定难以实现。

　　近代，康有为对大同理想和小康社会进行了集中探讨，但也未能形成科学的理论和可行的路径。康有为于光绪十年（1884年）开始编撰《大同书》（原名《人类公理》），历时18年完成。面对“空前未有之大变局”，康有为力图重建中国的知识谱系，为被西方列强分割的中国寻找、再造一个新的文化认同。同时，这也是要重建现代性的图景，重建现代化的认同。康有为将儒家的“公天下”思想与现代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和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并把它们与近代西方列强的军事暴力、金融垄断和资本体制剥离开来，力图去展望一个大同的世界。面对“亡国灭种”之大变局，康有为独具慧眼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所采取的利器不仅仅是武力，而且是“借武力而传教”“借武力而通商”。而“借武力而传教”对于中国社会的瓦解是根本性的，因为它瓦解的是风俗人心，是中国的文化认同。与董仲舒“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主张不同，康有为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他看来，“变者，天道也”。不过，这种变不仅是事物之变，更是制度之变。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戊戌奏稿》，就是那个时代维新派推动变法的哲学基础。康有为的使命正是在于把儒学转换成一种“变法哲学”，把中国传统整理成一个可以运用于当时的思想文化体系。他在《上清帝第六书》中说：“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因此，他指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6］12从“一统垂裳之势”到“列国并立之势”，说明当时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已经全非旧时景象了。他说：“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6］203显然，社会的变革特别是制度变革，其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运动，而是外部压力的催逼。在康有为看来，汉朝之所以为后世朝代所不及，乃在于“尊儒”。我们知道，经过汉初60多年的休养生息，新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汉代出现了“弱干强支”的政治不平衡局面。曾经长期遭冷落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