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同论——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李庚香日期：2022-07-13 16:33:24

成对于“小康”的现实制度设计的批判和超越力量。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中，蕴含着近代以来百年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历史逻辑。它不但使得“天下为公”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改革和革命的根本动力，而且指出，只有不断地改革和革命，才能避免“现实社会”——“小康”像孔子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衰败的穷途末路。理与物、道与器、经与权、大同与小康、事实与价值，这些构成了现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真实逻辑。康有为政治改革思想的核心，既包括“政治统一”，也包括“政治民主”。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赋予了“器”“物”“权”“小康社会”“事实”和“现实”以意义。这就是《大同书》之于今天的我们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其批判意义不仅针对中国现存制度和秩序存在的问题，还包括近代以来西方制度存在的历史局限。在康有为的思想中，显然有一种超越国家的世界大同的东方情怀，其不是像康德那样将“先验法则”作为世界的基础，而是从儒家的“仁”和“不忍人之心”出发，彰显了拯救人类苦难的博大胸襟，并由此提出了一整套重建大同世界的人类改革方案。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建立在对于民族国家形式的欧洲现代体制的彻底否定之上的，这也是其与康德、黑格尔的根本不同之处——《大同书》中提出了“去国界合大同”“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的振聋发聩之论。同时，《大同书》还从批判私有制的角度出发，将对西方体制和中国传统体制的批判结合起来。在“去家界为天民”一篇中，康有为指出，家族制度乃私有制度之源，指出孔子理想的基础不是家族制度，而是“大同制度”，不是“家天下”，而是“公天下”，破除了“孔子思想的基础是家族制度”的定见。而且，从《大同书》的视野看，人类社会关系的根源也不是血缘、宗族和民族，而是“远近大小若一”的真平等。而《大同书》中“去产界公生产”一篇，则是对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是“圣贤”和“天命”，“大道之行”所行的就是“天命”，而这种“天命”就是“民心”。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9］195，“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9］199。在中华文明中，“大人”与“小人”之别是由胸怀、担当和视野来决定的。决定“大我”与“小我”、“大人”与“小人”的，是胸中“怀道”还是“非己”、“怀义”还是“怀利”。也就是说，与西方文明的“经济人”假设不同，与黑格尔的“个人”和“市民社会”不同，与康德的“理性人”不同，中国文化的人格动机设定是“公共服务动机”。这就是超越自私自利之心的成人之道、善政之道，是追求成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对人民有利的人的内在动机，也是实现“小康”和“大同”理想的道义基础。与欧洲文明不同的是，在中国人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中，“自我”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处于“共同体”之中的，因为“己”的上面有家，家的上面有国，国之上则是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就是超越“小我”而达致“大我”的社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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