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同论——中华文明视野下的世界大同论／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李庚香日期：2022-07-13 16:33:24

，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0］以千年尺度来对比分析，1000年前的公元11世纪是中华文明乃至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此消彼长的关键转捩点。公元11世纪，中国正处在繁盛时期的北宋。北宋统治者延续了宋太祖赵匡胤开创的突出软实力和巧实力作用的国家治理方式，军事上采取将与兵分离，军政与财政、民政分离的制衡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唐末和五代时期军事将领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分裂局面，保持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稳定。政治上倡导开明君主制，主张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提高官僚阶层的俸禄和政治地位，扩大和巩固了统治基础，同时实行官职分离，加强分权制衡，较为有效地防止了重臣专权，保持了朝局和地方权力体系的稳定运行。经济上继承后周的均田制，减少和降低税赋，较少大规模征役，民生政策较为宽和，社会矛盾较其他朝代尖锐程度有所降低，同时引进高产水稻新品种，发展工商业，社会消费活跃，经济繁荣程度高，与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或是中国其他朝代相比，都堪称富庶。文化上广兴教育，推崇科举，宋真宗赵恒亲撰“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劝学诗》；儒学得到复兴，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节义”思想融汇了道家和禅宗的思想，经程颐、程颢发展成理学思想，并种下了心学的种子，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高度学理化，并广泛推行，趋向于入脑入心，有利于增强朝廷、士大夫阶层和普通民众的社会认同，缓和社会矛盾。北宋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火药开始在军事上运用，矿业、冶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和水平，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广泛应用，世界上最早的机械钟也在北宋发明出来，其他如造纸业、纺织业、制瓷业、制茶业等都达到空前繁荣程度。但是，北宋的繁盛也内隐着衰败颓废的因子，主要是为求皇权的稳定和国家的一时之安，北宋在军事、政治和思想教化等方方面面都采取了过于隐忍、妥协、保守的权宜之计，并由策略而转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朝廷到社会都不知不觉滋生了一种消极、苟安的意识和行为，中华文明曾经拥有的汉唐雄风日渐衰减。北宋虽称经济文化繁荣，但军事力量薄弱，被辽和西夏进逼，进而被后起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所建立的金国所灭。北宋皇室南渡长江，在杭州重新建国，史称南宋，虽延续国祚150余年，但生存状况比北宋更加屈辱窘迫，而且最终亡于游牧民族蒙古的铁骑。北宋经济、社会、文化繁荣在于“和”，北宋存在的边患和生存的窘境乃至灭亡在于“弱”。这包含着一种深刻的文明兴衰的隐喻：文明既要具有美好、繁荣、和谐、富庶的内涵和魅力，还要有自我保护的力量和与时俱进的能量，否则，无论多么繁盛的文明都将会被野蛮逼迫、奴役甚至摧毁。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北宋的军政体制设计和统治方式深为愤激地指出：赵匡胤创立的各项制度，“专力巩固中央政权，一切设施，都含着对内严防的性质。这是他和他的后代坚执不变的国策，因而宋朝内政最腐朽，外患最强烈，成为历史上怯弱可耻的一个朝代”［11］。从千年的历史长视角来看，从北宋建立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800余年，其间元、明、清虽然都不失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大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方面也都有新的发展，但相对于历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