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政治文明基因与新时代中国治理智慧探析／李庚香

　　一是将诸子思想的历时态应用转化为共时态应用，增强治理哲学的丰富性和有效性。诸子思想诞生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不仅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外交乃至人自身等方面认识的最高水平，而且许多认识都具有终极性的价值或者说对许多终极性的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于今天思考和分析这些问题仍然富于启发意义，是黄河政治文明的主要载体和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包含着中华文明几乎全部的密码。古代曾有学者提出“文不读三代以下”，这种观点尽管有偏颇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先秦诸子之学的重要地位和价值。诸子之学包括先秦时期的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兵家以及杨朱、告子等学说，可谓宏论震古烁今、文采各有千秋、治国各有其用。这些学说既见仁见智、独树一帜，又相互辩难争鸣和借鉴吸收，并且都对国家治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方案，对当时及其后的国家建构和社会治理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客观地分析诸子思想，各有其睿智之见，也各有其偏颇之处，如同盲人摸象，各得其一，又各得其宜。春秋战国时期，既是百家争鸣、诸子思想形成的时期，也是诸子及其门徒周游列国、传播和实践自己思想的时期。由于诸子思想彼此攻讦、势同水火，在当时没有形成多元一体的思想体系，因而当他们被不同的诸侯国在某种程度上采纳并付诸治理实践的时候，往往也是彼此排斥的。也就是说，诸子思想在治理实践上的应用是历时态的，而不是共时态的。由于各家学说理论上的缺陷，在实践上应用的时候，其优势得到彰显的同时，其劣势也不可避免地被放大，在达到某一方面治理目标的同时又造成了严重的乃至灾难性的后果。比如，战国时的秦国从秦孝公时期就开始奉行法家思想，先后任用商鞅、李斯等变法图强，对内以法、术、势结合强化治理，对外以耕战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兼并战争，国家迅速富强并吞并了六国，建立了强大的秦朝。但是，秦始皇在建立大一统的国家后，在国家治理上继续采用单一的法家思想，甚至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排斥打击其他各派思想。由于治理思想的极端贫乏和脆弱，最终导致强大的秦朝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后便迅速灭亡，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其后建立的汉朝，尽管汉承秦制，几乎摹刻了秦朝的基本政治制度，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秦朝单一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的刻薄寡恩的治理模式，综合采用了法家、儒家、道家以及黄老之学的治理思想，极大地增强了治理的有效性和适应性，不仅经济社会得到很快的恢复与发展，而且维持了两汉长达数百年的统治。保持治理思想尤其是治理哲学的兼容并包，实现诸子思想由历时态到共时态的实践应用，是一个成功的治理经验。

　　二是重视现代治理哲学形而下的问题导向与形而上的超越性导向的均衡，增强治理哲学的适应性和坚韧性。毫无疑问，治理应该直面社会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着眼于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冲突、革除社会积弊。但是，如果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仅仅限于社会问题本身，仅仅做了形而下层面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