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政治文明基因与新时代中国治理智慧探析／李庚香

　　黄河政治文明的义利观有着重要和永恒的思想价值，是我们党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的重要源头，在新时代国家治理中仍有其现实借鉴价值。相对于西方“经济人”假设的“利益最大化”理念，黄河政治文明中“重义轻利”“义以生利”的义利观更有利于解决稀缺资源与众多人的利己需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人”与“道德人”应当是一致的。因为从抽象人性过渡到市场人性，如果只把人性归结为个人欲望、自私、任性，那么市场人性将会成为原始森林中的狼性。在他看来，人还有同情心的一面，即怜悯和同情弱者，从而进行慈善和救助。同情心原理实际上揭示了人的本性中有着关注他人的倾向。但是，用怜悯和同情来对抗资本的贪婪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市场竞争必然带来两极分化。即使怜悯和同情实现了良心发现和自我救赎，本质上还是利己。更加全面地看，市场经济的人性预设需要一种更高更健全的人性，有必要从怜悯和同情走向仁义主导的良知、良能。从抽象人性过渡到市场人性，不应当只取舍人类自私和欲望的向度，而应该建构一种既保持私人向度又保持社会化的健康人格，从市场人性进一步上升到社会人性，而黄河政治文明的义利观则明显有利于超越从“经济人”出发的狭窄视界，具有生命、生产、生活、生态的多重意义。但是，黄河政治文明的义利观本身所带有的以及历史衍变中所滋长的偏颇认识和极端因素也具有很大的消极影响，需要在现实的思想观念和治理政策层面加以矫正和剔除。

 

一是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继承和发扬黄河政治文明义利观的同时，立足于新时代的社会基础和认识深度、认识高度来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坚决矫正义与利脱节、义与利相悖的问题，防止义利观上的“低级红”和“高级黑”问题。义利是相互依存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体现的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二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从侧重性上讲，义体现的是合理的利益、整体的利益、正当的利益、合宜的利益以及这些利益所体现的人的尊严、社会文明的共同价值，而利体现的是个体的利益、直接的利益、欲望的利益、扩张的利益、非正当的利益甚至非法的利益，其载体都是利益。无论道义表现得多么崇高，为追求、实现和维护道义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包括公而忘私、见义勇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都不是为了付出而付出、为了牺牲而牺牲，而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个更有价值、更加公正和更具根本性、长远性的利益，以及人和其所在共同体的精神追求与荣耀。为了道义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只有得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