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明优良政治基因探奥／李庚香

　　这种社会史观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其充分认识到每一个王朝或社会阶段都既有其利，也有其弊，因其利而存，因其弊而亡。司马迁总结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3］332由此可见，黄河政治文明具有鲜明的推崇变革的思想。《周易•革卦》“彖传”说：“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12］377曾经辅佐秦孝公变法的商鞅指出：“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3］1973

　　关于社会变革的轨迹，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提出了土、木、金、火、水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终始”历史观，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早期的五行学说经春秋时期的“必有胜”、墨家学派的“毋常胜”（交相胜）到邹衍发展为“五德终始”、循环相胜的观点。邹衍认为，虞（舜）、夏、商、周的历史是一个胜负转化的发展过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阶段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徙于土的顺序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阴阳消息”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五德转移”，又决定着当世盛衰。这种五德相胜具有周期律，一个王朝的兴起必有天意符瑞作为象征和验证。这种天人感应论往往被新兴统治势力利用，所以古代祥瑞谶纬事件层出不穷。黄河政治文明的这种社会历史变革观脱离社会发展事实，缺乏严密的理论逻辑，显得牵强而荒唐，但其对社会历史变革规律和轨迹的探索精神却仍是值得尊重的。

　　

　　七、总揽枢要的领导观

　　

　　黄河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流域文明最后发展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一个关键性原因在于其具有重根本、重全局、重长远、重关键、重谋划的领导观，充分体现了领导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政治发展和政治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具体分析，包括以下三方面内涵。一是高瞻远瞩，占据道义制高点。在理、势关系上，政治固然以实力为基础，但不单纯是实力的较量，政治斗争和竞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利益代表的广泛性、正当性、公平性和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不讲道义的政治，虽强必弱，虽盛必衰，虽存必亡，这是黄河政治文明得出的根本性结论。尧、舜、禹当政，遵道修德；夏桀暴虐，民盼其灭，商汤缘机声讨；商纣失道，众叛亲离，周武王一战而灭商。荀子说：“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