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政治文明的历史局限因素蠡探／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李庚香日期：2020-09-02 13:04:00

能者是由当政者主观认定的，贤能的标准更容易受其个人的认识、感受、欲求甚至是偏见、私好、私欲的影响，其所认定的贤能很可能恰恰是奸佞，起码容易与公共认同的贤能标准存在巨大的差异。比如，春秋末晋国的赵襄子可以说是一位很有才能和识见的雄主，在三家分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在后来论功行赏时，把最大的功劳授予了自己的随从高共，而不是发挥力挽狂澜作用的张孟同。“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唯共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5］1614赵襄子的认知具有普遍性，即对当政者态度是否忠顺恭敬是判断其是否贤能的主要标准，那么善于或者热衷于逢迎谄媚者对真正贤能者取而代之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二是受制于当政者的政治抱负。当政者是否用贤，主要不是取决于贤能者自身的德行和才能，而是取决于当政者的政治抱负。如果当政者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就容易思贤若渴、求贤不辍；反之，若当政者胸无大志，即使有众多的贤能者毛遂自荐，也会被冷漠地甚至无情地拒斥。如，商鞅本来是魏国的人才，当时又有相国公叔痤推荐，而当时的魏惠王安于现状，无所作为，就轻易地放弃了这个足以颠覆战国格局的人才。而同时期的秦孝公决意变法图强，欲与关东六国并驾齐驱，摆脱秦国被边缘化的情势，因而断然任用新人商鞅；燕昭王为雪齐国灭燕之耻，高筑黄金台，不惜以千金买千里马骨的真诚招纳乐毅等人才。但是，一旦他们离世或者继任者缺少这种政治抱负，这些贤能者必然会面临被遗弃甚至被猜忌、诛杀的命运。三是缺少贤能者被任用的制度保障。举贤任能虽是价值共识，但没有必要的、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不仅造成人才的悲剧，更造成了传统政治打不破治乱循环的怪圈，导致政治实质上成为排斥人才和贤能的恶政。在这种恶政面前，即使是十分杰出的贤能人才，也会显得无力无助，只能自怨自艾，以君子求诸己、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来自我安慰。比如，孔子是世所公认的思想家，有强烈的济世、报国、救民情怀，而且在被短暂任用时显示出杰出的行政才能。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贤能之士，却不为当时的当政者和权贵所容，虽然周游列国，却找不到从政的机会，而且处处受辱、遭遇困厄，最后只能以授徒了此余生。在困于陈国、蔡国之间时，子路困惑又悲愤地问孔子：“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汝）。女（汝）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汝）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逄不见刑乎？女（汝）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4］595-596四是任贤者与贤能者之间潜在的博弈与冲突。任贤者与贤者之间既有目标的一致性、利益的趋同性，也客观上潜在地存在目的差异、意见分歧、利益矛盾和影响力的博弈。贤者为任贤者所用，既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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