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政治文明的历史局限因素蠡探／李庚香

　　  二、江山社稷一姓私有的国家观

　　  黄河政治文明主要形成和发展于传说中五帝时期的上古部落文明、夏商周的奴隶制文明及其后的以秦汉唐宋为代表的封建专制文明时期，除部落文明时期的最高权力实行的是以贤能为标准的原始推举和禅让制外，自从夏朝进入国家阶段后，最高权力实行的都是家天下的一姓私有制，甚至帝王一人垄断的极端私有制。这种王朝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有着质的不同，国家是最大的资产，君主是最极端的个体拥有者，一切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过程等都是围绕着这一基点构建的。这一政治文明体系尽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但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趋势来说，却是一种具有较大局限性的政治体系。概而言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帝王和权力的暴虐。一旦成为帝王，就拥有了人间最高的地位、最大的权势、最多的资产，除了自然力量、实力状况的限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帝王的行为加以必然的制约，那些针对帝王的诸如法律、制度、道德、礼仪、谏言等的制约都不是必然的，都可以被帝王轻易地践踏、破坏。本来一切规则都是围绕着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设计的，而帝王又享有不遵守这些规则甚至无所顾忌地破坏这些规则而不受追究的豁免权，因此，人性之恶和制度之恶交互作用，极大地增强了帝王的暴虐性。帝王的暴虐不仅体现在暴君身上，即使是那些以仁慈著称的帝王，在其表现仁慈之际，也常常显现出暴虐的本色。比如，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不仅以雄才大略和贤能闻名，还以仁慈闻名。曾经有盗马贼盗走了他钟爱的骏马，当他发现时，盗马贼已经杀掉了马，正在吃肉。当下属要捉拿盗马贼时，秦穆公不仅加以制止，还让人给盗马贼送去美酒，说吃骏马的肉不喝酒会伤身体。这种仁慈的行为不仅感动了盗马贼，也成为一段历史佳话。但同样是秦穆公，在他死时，却要求当时的良臣子舆氏三人陪葬，同时从死者还有一百七十余人。“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5］169二是帝王及其家族乃至官僚体系的腐化奢靡。帝王及其家族对于最高权力的垄断，官僚体系对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掌控，也让他们拥有了垄断国家资财、攫取社会财富的巨大力量以及享受由行政特权决定的生活特权的可能性。正如《尚书•周官》所说：“位不期骄，禄不期侈。”［6］延伸开来说，就是有了崇高的权位，不期待财富，财富也会自动汇集而来；有了巨额的财富，不刻意追求骄奢，骄奢也容易滋生；骄奢成性，即使千方百计防备败亡，败亡也不会被遏止。几千年的帝王史都没有逃脱这个魔咒。这是帝王制度本身自带的毁灭性病毒，靠其自身的修养、自律以及这个制度框架下的各种制衡措施都是不可能解决的。三是畸形的道德观。黄河流域原生的各家思想派别尽管理论旨趣大相径庭，但对于论证帝王之道、帝王之德来说，几乎是高度一致的，都主张天地不同位、君臣不同道、君民不同德，帝王不受世俗道德标准的约束。韩非说：“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