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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政治文明的历史局限因素蠡探／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
作者：李庚香
日期：2020-09-02 13:04:00
| 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7］62韩非此处所强调的不仅是君主与臣属地位和行为方式的不同，而且反映了君主可以采取与社会道德准则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甚至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凌驾于通行的社会道德准则之上，享有道德特权。不仅法家的观点如此，儒家也有此种观点。其中，反映这一观点最典型的是汉景帝时的博士辕固生与黄生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属于受命问题的争论。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5］2711从这场争论可以看出，连桀纣这种社会公认的独夫民贼，还有儒生冠冕堂皇地在朝堂上为其辩护，因为这符合儒家关于君主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逻辑。而当时处在帝位的汉景帝对这种逻辑左右为难：若否定桀纣，等于否定了自身地位的神圣性和绝对性；若否定汤武，则等于否定了汉家皇权取代秦朝皇权的合法性。因此，他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而事实上是认同君主至上的逻辑的，因为他就是君主。君主的道德准则与社会道德相悖，君主不守常德，就会导致一种社会的道德恶行，即地位最尊崇的人、权势最大的人必然是最不道德的人，社会美善的道德都会被有地位、有权势者的特权践踏，在上位者恰恰是可以肆无忌惮地拆散社会道德篱笆的人，从而导致社会道德教化的低效甚至无效。更为关键的是，这种道德的双重标准也客观上削弱了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的道德根基。四是血腥谲诈的政治风尚。由于国家是一姓的私产，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制于一姓的私欲，而其传承无法形成必须遵守的法律和制度，所谓嫡长子继承的礼仪非常脆弱，经常被君主本人破坏，以致父子、兄弟、亲属之间为了争夺最高权位而对各种阴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这从根本上造成了历史上血腥政治、权谋政治的恶劣风气。无论秦汉，无论唐宋，莫不如此。
三、重农抑商的经济观
黄河文明从其自身发展历程和发展逻辑来说，一直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有着巨大的区别。黄河文明在前期主要是与游牧文明竞争融合，在后期则是与海洋文明博弈。历代王朝囿于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都强调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采取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决定的。在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上，农业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国家财富的根本来源，是领土安全、领土扩张的根本支撑，耕与战高度一致，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全方位地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民脱离农业生产。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产业分化程度很低，必需生活资料高度自给自足，剩余资产有限，农业是最主要、最根本的财富来源，重农抑商的经济观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与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经济成分和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