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政治文明的历史局限因素蠡探／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李庚香日期：2020-09-02 13:04:00

口构成、国家治理目标等是相适应的，有利于保障国家财赋供给、民众生存、社会稳定。辅佐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商鞅最为系统地论述了重农抑商思想，也最为有力地贯彻了重农抑商思想。商鞅说：“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8］41-43为此，商鞅提出重农抑商的严厉措施：“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8］16此后，历代基本都延续了重农抑商政策。如西汉初，“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5］1312。汉武帝时，推行“算缗令”与“告缗令”［5］1325，中等以上商人大都破产。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合理性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也必然地带有自然经济的落后性，当其形成了一种封闭式的循环，陷入内卷化的困境时，就暴露出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和弊端，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更高水平跃升的进程。首先，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生产技术尤其是科学研究的发展，精耕细作只能有限地提升农耕技术和工艺水平，很难产生系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实现不了向近现代科学理论体系和工业制造技术的转型。其次，重农抑商政策强制性甚至野蛮地压制、剥夺工商阶层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乃至人身自由，使社会财富不能持续性地积累并转化为资本，无法扩大社会再生产，阻碍甚至扼杀了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造成了我国社会发展由近代以前的领先到近代的落后，以致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步陷入长达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局面。再次，重农抑商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了生产技术的落后、生产条件的艰苦、生产效率的低下、社会财富的贫乏，加之专制国家刚性增长的统治成本和统治阶级生活方式腐化的本能放纵，人民群众尤其是劳动人民生活改善的空间极其狭窄，生活水平的天花板极其低矮，即使是在所谓的盛世，通常也只是勉强达到温饱自足而已，严重阻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最后，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限制了民众的人身自由，剥夺了民众的创富机会，自我削弱了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能力，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成为近代以后很长时期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

　　四、排斥民众权利的民本观

　　毋庸置疑，黄河政治文明具有浓厚的民本色彩。但是，这种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有着质的区别。这种民本思想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的底色，缺少甚至缺失对民众平等地位、自由权利的认同和尊重，其着眼点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特殊利益，民众完全处于一种对象化、工具化、底线生存的地位，对民众的重视、爱护只是为了维持其能持续地提供被奴役能力的生存状态，缺少对民众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权利的制度性保障，民本往往流于口惠而实不至的情感表达和缺少可实施性的文本语言，并且从深层次上存在压制民众政治权利、限制民众生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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