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政治文明的历史局限因素蠡探／李庚香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李庚香日期：2020-09-02 13:04:00

提升和贬低民众智慧、忽视民众尊严的意识。道家重民，但很无情。尽管老子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1］193，似乎对民众很尊重，但老子的目的在于愚民和更好地治民。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20“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1］12儒家重民，源于对民的恐惧。孔子是民本思想非常浓厚的思想家，但他的民本思想植根于畏惧民众，不仅“君舟民水”论反映了这种思想，而且在《说苑•政理》的记载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皆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而毋畏！’”［9］孔子的思想中还有深如鸿沟的君子与小人之分，这种划分的标准不仅在于道德，最普遍的还在于身份。而对于小人，孔子的态度明显是鄙视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10］55法家也讲重民，但对民很冷酷。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8］219“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8］224法家不仅把民众视为耕战的工具加以役使，还极端地贬低民众的智慧。如，商鞅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8］4韩非说：“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7］738综上可知，传统意义上的民本乃是工具意义上的民本，而不是主体间性平等基础上具有个体价值意义的民本。从“民本”到“民主”，其间还有漫长的距离。民本思想如何实现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深入的探索。

　　五、非制度化的任贤观

　　任贤使能、俊杰在位是黄河政治文明乃至我国古代政治中最为主流的用人价值观，但从历史过程和实践来看，却恰恰是奸邪当道、贤者沉沦、政治黑暗的时期居多，任贤实践与任贤理论之间不啻天壤之别，甚至是背道而驰，载于史册的不过是对当政者要重视贤能的长篇累牍的说教以及寥若晨星的任贤事例，抑或是传说和所谓的历史佳话。在用人实践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怪异现象，源于黄河政治文明的任贤诉求和理论缺少制度性的保障，很大程度上流于感情化、理想化的表达。具体分析，主要受四种因素的制约。一是贤能标准的歧义和复杂性。贤能具有道德因素和才能因素的规定性，才能因素具有比较明确甚至可以量化的特性，而道德因素则容易受政治立场的决定性影响。政治都是在竞争中甚至是在对立中进行的，因而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尽管也存在某些各阶级一致认同的道德准则，但最根本的道德评价标准还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站在不同立场上的道德评价往往具有截然相反的特征，彼方之忠臣乃我方之仇敌，反之亦然。尤其关键的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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