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技术的领导力价值解析——基于领导实践历史、现实和发展趋势的视角/聂世军

　　通过对以上领导力理论的简要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不论哪种领导力理论，除了那些有关使命感、进取心、高智能、成就欲、支配欲、影响欲、意志力、敏感性、主动性、自信心、责任感、宽容性、正直公正等道德、心理、领导情境方面的静态因素，诸如制定愿景、激发下级认同和追随、领导与成员交换、任务导向与关系导向的取舍、领导风格与领导情境的匹配、战略制定、沟通协调、绩效评估与考核、激励与惩罚、信息获取与运用、影响与控制、组织文化塑造、领导与组织变革、利益与事业平台的构造、冲突和危机的化解、趋势的判断与决策时机的把握、规则的制定与遵守、过程与全局的掌控等有关的领导行为，无不属于或无不涉及领导技术问题，尽管其没有采用或者在翻译时没有采用领导技术概念，或者有时采用领导技能概念。比如，美国学者哈格斯、吉纳特、柯菲著的《领导学》一书以专门章节研究了领导技能问题，并将其分为基本领导技能和高级领导技能。基本领导技能包括：从经验中学习，沟通，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构建技术方面的任职能力，与上级和同事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设置目标，实施奖罚，组织和召开会议。高级领导技能包括：授权，调节冲突，谈判，解决问题，提高创造力，诊断个人、群体和组织层面的绩效问题，工作团队的塑造，排除团队塑造的障碍，高层团队的塑造，领导力的开发计划及可信度和辅导等。［1］鉴于以上分析，领导技术因素是西方领导力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是囿于领导行为和管理行为的硬性划分，通常将其归于管理范畴，而有意与领导范畴疏离，但这并不影响领导技术概念的客观存在和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事实上，领导与管理是不能也不可能截然分开和人为割裂的，正确地做事与做正确的事同样重要，不能偏颇甚至对立性地强调任何一方。

　　三、现代治理背景和领导方式转型对领导技术的内在需求

　　领导技术概念之所以在我国领导科学话语体系中“难产”，又恰恰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呱呱坠地，既是我国古代领导技术实践和理论的局限性决定的，也是我国当前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对领导方式转型迫切需求推动的结果。领导技术是领导实践方式比较成型和成熟的产物，从我国领导实践的发展轨迹来看，领导技术具有早熟的特征。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传说中的黄帝就已经“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尧帝举贤使能，有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贤臣辅佐，但是，尚没有明确区分他们各自的职能。尧帝年老时，因舜贤能又众望所归，就禅让于舜。舜开始明设官职，对禹等上述贤臣因才施用，明确其职能，如让禹负责治水、后稷负责农事、契负责教化、皋陶负责刑罚、倕负责营造等，并且“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3］从传说中的五帝到夏商周，直至秦汉以至于明清，我国古代的领导技术可谓日趋精细、巧夺天工，成就了雄踞东方的泱泱大国。从派别来分，儒家领导技术主张以德治和仁政为核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