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杨 蓉

　　如前所述，文明范式随社会文明形态的转型而变，就目前来看，文明冲突论与生态文明转型不相适应，因为在前者的支配下，人类在控制合理性的过程中往往以工具理性为导向，这违背了生态文明对于价值理性的追求。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形态，生态文明萌生于社会主义社会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中，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进步状态，它所创造的文明范式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方文明范式所遵循的逻辑分别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文明冲突论”与“社会主义社会—生态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文明的现实旨趣是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而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势必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文明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如何破解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消解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异化，实现多元文明和谐共生，就成为社会文明形态转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我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行了一场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文明范式变革以及突破工具理性的价值理念变革，为破解文明交往困境提供了科学的价值选择和方向指引。

　　二、文明冲突论的整体性审思

　　20世纪末，工业文明仍然是主流的社会文明形态，冷战的结束改变了美苏对峙的局面，但这更让亨廷顿忧虑不已，因为历史既然没有终结，也就意味着美国必须寻找具有忧患意识的新战略［13］，这也是文明冲突论的出场逻辑。从理论上讲，学界对文明冲突论的评价以批评居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批判亨廷顿过分夸大文明在塑造世界政治秩序中的决定性作用［14］；其二，对文明冲突论的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思维的批判［15］；其三，对亨廷顿过分强调文明差异必然导致文明冲突这一绝对性观点的批判［16］。然而，这些批判大多基于理论层面，在话语、方法论和价值层面却鲜有涉及。从现实角度来说，文明冲突论开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威胁论”的先河，亨廷顿将“国强必霸”的逻辑强加给中国，自此之后，这一论调在西方世界如毒瘤般扩散。文明冲突论早已冲破了学术性的讨论范畴，延伸到世界政治领域，甚至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