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杨 蓉

　　3.价值超越：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文明交流互鉴

　　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内含自毁基因的文明［26］，这不仅体现在人类对地球资源竭泽而渔地消耗，更表现为现代化导致的工具理性的异化。这种工具理性是工业社会典型的意识形态，背后反映的是世界的权力结构。纵观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史，西方世界的利益诉求往往被冠之以“合法性”，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下，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不仅瓦解和摧毁着具有内在秩序的生态系统和文明圈层，还导致价值理性的衰微，其现实指向在于诠释一个绝对本质主义的“西方”定义［28］，维护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整体利益。亨廷顿对此也是直言不讳，指出“西方与非西方的中心问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11］161。这种非此即彼的价值理念，斩断了文明共存的可能性，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和谐相处与共同繁荣。因此，人类必须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增强价值理性对于社会文明形态的规约作用。

　　总体而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发展过程中，我国顺应世界文明发展趋势，推动社会文明形态朝着生态文明转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勾勒了一幅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图景。人类文明新形态摒弃了工具理性异化对文明交往造成的物化思维，破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将全人类共同价值概括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在这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也是人类共同的夙愿；公平和正义是衡量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文明交往的道义基础；民主和自由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条件。虽然文明冲突论所蕴含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理念也强调自由、民主、人权，但其初衷在于扩大西方文明对于非西方文明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构建有利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底线的价值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为人类文明的存续提供了价值支撑和理论指引。

　　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文明范式的发展趋向

　　如前文所述，文明范式并非一成不变，它随着社会文明形态的转型而变化。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由农业文明迈入工业文明，在现代化的鼓噪下，“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理念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建立在征服自然基础上的社会文明形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生产力，但同时也把人与自然、社会间的张力推到了极限。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笼罩下，文明间的矛盾与对抗在世界交往中时有发生，人类陷入可持续发展危机之中，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以文明冲突论为深层逻辑的文明范式自然难以维系。鉴于此，我国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创造了集多样性与统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人民性与时代性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