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杨 蓉

　　（一）多样性与统一性：文明互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历史是文明的历史，而“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29］，这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继替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自产生以来就多维度地发展着，因为无论是实践方式还是社会品格，都具有多样性。此外，文明还具有统一性，具体表现为文明内涵的系统性、文明发展的进步性以及文明主体的共同体性。文明的这两种特性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组丰富而生动的辩证关系，二者形成的合力不断丰富着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然而，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是割裂的，作为多样化文明类型之一的西方文明在价值层面具有普遍性与绝对性。虽然亨廷顿并不认可“西方文明=普世文明”这一说法，但是他对西方文明优越性的赞赏溢于言表。在他看来，文明的多样性并不妨碍文明间的优劣对比，而文明的统一性主要体现为冲突性。

　　“文明以止，人文也。”在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蕴含着文明至善的人文精神。人类文明新形态将文明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以文明平等交流为原则，超越零和博弈和冲突思维，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走向深入。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我们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30］。就国际格局而言，多样性是一个大趋势，它既是文明范式制定的重要基础，也是一种对未来秩序的认定。毋庸置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新秩序、新理念、新文明，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所导致的多元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呼唤着文明间的积极对话。鉴于此，我国适时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亨廷顿所强调的基于文明冲突论的文明范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秉持求同存异的交往理念，旨在促进世界文明平等对话，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虽发轫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却在文明自觉的过程中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时空界限，受到世界文明发展路径的深刻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从民族性视角看，它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追求。此外，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它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等，是对天人合一、以民为本等中华传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世界性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立足于人类前途命运，旨在为世界文明发展进步提供行动指南。工业文明是异化的理性文明，生态文明就是在对工业文明批判和扬弃的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文明形态，它摒弃了文明冲突论对于异质文明的偏见，描绘了一幅世界文明和谐共处的新图景。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对百年变局下全球治理困境的现实回应。当前，西方世界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态势的显著分化，使得全球治理进一步陷入“碎片化”和“无序”困境。［31］全球治理的混乱失序导致不同文明间的不和谐音符不断增多，人类文明新形态则超越了文明隔阂，提出了深层次的文明交往理性，以文明融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