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杨 蓉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演进

　　在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被动现代化时期，文化的现代化孕育着新型文明形态。鸦片战争后，我国的各个阶级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现代化之路，先后拿出了各种救国方案。地主阶级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器物，以实现自强和求富的目标。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企图通过制度革新挽救民族于危亡。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则强调实行文化现代化，坚持以文化人。一方面，他们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罗斯无产阶级”视为世界的“第三新文明”，主张学习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认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22］；另一方面，他们呼吁尊重文化差异，创造中西融合的新型文明形态。文明是人类劳动的创造，文明本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正如毛泽东所言，各文明应该“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23］，言下之意在于要用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开放的眼光对待不同文明，推动文明间的融合发展。在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资本的持续性增值，遵循弱肉强食的资本逻辑，将一切文明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从而引发了文明冲突与对抗，而尚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民族则在被迫现代化的过程中，努力处理好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回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由此萌生了区别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

　　在美苏两极对峙格局中，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生了文明交往新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提出了从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但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和主观认识制约，尤其是受美苏冷战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擘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蓝图仅仅初具形态。这一阶段各文明间的往来因为美苏对峙而具有显著的“邻壑化”倾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孤立和包围之下，我国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提出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积极与东欧、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并寻求同周边非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睦邻友好关系，改善与西方文明的敌对状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进一步拓展到文化建设，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与此同时，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形成了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全方位友好合作关系。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两极对立的格局制约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之路，从而间接影响了中华文明同其他文明的交往模式。

　　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对峙格局解体，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24］，新的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此时，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占领着西方世界的舆论场。不同于福山对资本主义前途表现出的乐观态度，亨廷顿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