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杨 蓉

　　（一）理论上的割裂性

　　在亨廷顿看来，文明与“野蛮状态”相对［11］19，可见文明从诞生之际就被赋予了价值取向，而且这种价值取向是西方式的，因为“文明化”的标准是由欧洲人制定的。但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单一文明独领风骚的局面被打破，原因在于这种文明从相对意义上来说可能是非文明化的。事实上，亨廷顿对文明的分析是模糊不清的，他将文明与文化相混淆，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11］22。他所理解的文化主要指的是狭义的精神文化，所界定的文明则是包含人类社会各种要素、内容广泛的文化，二者的界限并不明晰，这就直接导致文明冲突论的割裂性。因为在他看来，文明属于文化范畴，文明冲突的起因在于文化认同，各文明在文化上的差异切断了文明交流的可能性，成为导致文明冲突的根源。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指向的是“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他们”。文明还是有意义的实体，“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与“他们”各自独立生活，获得独属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维持文明长期存在的关键就在于始终保持“总的生活方式”的地位，而这一地位是由人们的主观认同决定的。因而，文明若想长期存续下去，就需要不断争取人们的认同，而这无疑会加剧不同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亨廷顿强调异质文明间的文化认同是文明冲突的根本促动力，然而事实上，文化认同只不过是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之一，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并未在文明交往中退场。此外，文化迥异的文明也可以超越文化认同，在文明对话中互鉴共进。

　　（二）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

　　在方法论层面，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具有典型的唯心主义倾向，具体表现在逻辑理路和理论预设两个方面。

　　在逻辑理路上，亨廷顿一直以爱国者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自居，因而难以平衡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这就导致其理论逻辑存在悖论。一是冲突和共存的逻辑悖论。亨廷顿认为文明终将终结，且冲突不可避免，但又机械套用汤因比和梅尔科的分析框架，坚信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这无疑会弱化异质文明对于文明冲突的解释力，与他所阐释的文明冲突论自相矛盾。二是文明差异与文明冲突间的因果关系悖论。亨廷顿将文明差异视为文明冲突的根源，而将社会、经济等客观因素排除在外，这一观点本身具有较强的唯心主义倾向。而且，文明差异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因为“就文化的适应性而言，一种文化或文明与异质文化或文明发生交汇和碰撞时，既可能是冲突的，同时又在冲突中相互适应”［17］。三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将文明结构固化。亨廷顿以宗教来划分文明版图，用僵化、静态的视角审视文明结构，认为文明间存在的地理交接线形成了文明断层线，冲突将会沿着断层线展开。然而，文明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当人口大规模迁徙和流动时，版图结构势必会随之发生变化，原先文明间的断层线也会趋于模糊。［18］

　　在理论预设上，亨廷顿强调文明的绝对对抗和高低优劣之分。毋庸置疑，人类文明的历史具有矛盾性和对抗性，“由于文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