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杨 蓉

　　一、现代化视域下文明范式的分化与重构

　　“范式”一词最早由库恩提出，他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也就是共有的范例。［7］19此后，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亨廷顿将这一概念的外延拓展至文明范畴，并以“文明范式”为载体，建构出一个理解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从世界文明演进的历史维度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历史进程，它所代表的是所属历史时代的“文明的形式”［8］。马克斯·韦伯在探讨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时，曾将“合理的精神”这一文明要素纳入研究范畴。丹尼尔·贝尔也曾坦言：“各种先进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出现，都取决于理性的一个特定方面的扩大。”［9］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类不断扩大自身所处环境的合理性的控制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文明范式的演变。

　　社会文明形态转型呼唤文明范式革新。当一种文明范式落后于社会文明形态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随即扩大，因为文明范式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基调、内涵和趋向［6］，其中包括与社会文明形态相适应的发展模式、制度变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而这些要素往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10］，若既有文明范式所勾勒的发展图景与二者之间的矛盾运动不匹配，社会危机便会滋生，范式革新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从大历史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创了以世界市场和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开始向现代化迈进，同时，世界市场的有限性与资产阶级逐利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内在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不可避免地导致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工业文明中，资产阶级试图把一切文明都卷入裹挟着资本的世界市场之中，他们采用二分法原则，将人类文明划分成“中心”和“边缘”两大部分，其中西方文明处于中心地带，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在亨廷顿看来，文明冲突是工业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文明冲突论则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明范式，“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是对抗性的”［11］161。实际上，“一个新范式往往是在危机发生或被明确地认识到之前就出现了，至少是萌发了”［7］74，在人的实践能力有效提升、物质财富极大增长的工业文明中，生态环境的破坏、价值理性的衰微随之而来，这些危机敲响了人类生存的警钟，社会文明形态的转型箭在弦上，而原先以文明冲突论为内核的文明范式也亟待变革。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渐次推进，中西方文明范式开始出现分化。在工业文明早期，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文明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导致“中心—边缘”文明间的对抗，资本的扩张性与市场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又使得资产阶级内部的争斗愈演愈烈。这一时期，我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中，沦为西方文明的附庸。冷战期间，西方的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