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杨 蓉

　　“生生之谓易”是天地万物的发展规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之而来的便是文明范式的转换。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后工业时代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26］。这里的“文化大转型”，实际上就是把文明冲突转变成文明间的嫁接、互补，最终导向融合的过程，即文明范式的革新。在文明冲突论占主导的西方话语语境中，文明的异质性似乎成为罪恶之源，这无疑破坏甚至切断了文明沟通的桥梁。因此，我国适时提出了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为载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文明范式，这既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范式革命，同时也是话语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话语主体固化的利益结构，倡导多元话语主体间的交流互鉴。在文明冲突论占主导的西方话语体系中，西方文明掌握着话语霸权，压制着“他者”的正常表达。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摒弃了西方世界强调单一主体的强权话语模式，致力于异质文明间的沟通理解与互补共融。此外，就话语环境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萌发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进程，孕育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征程，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与世界文明新格局塑造，超越了西方话语语境的桎梏。

　　2.方法论超越：“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破除了唯心主义藩篱

　　在方法论层面，文明冲突论具有显著的唯心主义倾向。亨廷顿认为文明是包含人类社会各种要素、内容广泛的文化，虽然他多次强调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但这种实体是意义层面的，而非现实层面的。然而，脱离了物质空谈文明，将其限制在文化和意义范畴，是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此外，亨廷顿将文明差异视为国际冲突的决定性因素，而在他的理论中，文明是涉及价值观、准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11］20文明冲突论虽然被视作审视全球政治的思维框架，但是亨廷顿以静态视角考察文明结构，难免使其文明范式缺乏说服力。这是因为，随着人口的流动和文明版图的变迁，原先的断层线会随之改变。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的，因此在方法论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就结构要素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的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统筹发展，而文明冲突论只聚焦文化层面。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7］，这表明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恩格斯补充道，“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19］598，这反映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可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则将二者统一于一体，这同辩证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