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范式与发展趋向／杨蓉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杨蓉日期：2024-03-19 09:16:11

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19］194，但这种矛盾并不必然导致文明冲突，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使得社会矛盾得以转化和解决，“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19］194。然而，亨廷顿深受基督教“绝对敌人”理念的影响，在他预设的文明共同体中，文明是绝对对抗的，“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11］161。亨廷顿提前预设“绝对敌人”，无异于摒弃文明交融，毕竟以此为前提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和谐一致和合作共赢的”［20］，而文明间的对抗和冲突也绝非取决于文化差异，其背后往往由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因素驱动，这无疑再次暴露了这一理论的唯心主义倾向。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多元性，似乎否定了文明间进行价值优劣比较的可能，但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11］61亨廷顿将文明差异演化为高低优劣之分，即西方文明要优于非西方文明。显然，这一观点失之偏颇，因为文明间的差异本是自然进化和长期积淀的结果，并无高低优劣之分。文明是平等的，这也是文明得以交流互鉴的前提。

　　（三）价值观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虽然亨廷顿对于“普世价值”这种西方文明用来对抗非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甚至否定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这一观点，但其文明观并没有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逻辑，他在塑造文化政治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西方文明支配非西方文明的话语体系。亨廷顿曾较为隐晦地透露了文明冲突的真正原因：“居于权力顶端的西方与非西方国家迎面相撞，而非西方国家却带着不断增长的愿望、意志和资源来采取非西方的方式塑造这个世界。”［21］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在运用权力和影响力向非西方国家施加影响的过程中，遭到了后者的抵制，于是冲突便不可避免。需要注意的是，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这里的“非西方国家”并非独立的行为体，而是一个跨文明的反西方国家的文明联盟。亨廷顿将破解文明冲突的希望寄托在以多元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建立上，而文化认同又必然导致文明间的自我伸张，“我们”会联合起来对抗“他们”。因此，在他看来，多元文明其实就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集合体，国际秩序的主导者仍然是西方文明。总之，亨廷顿以冲突为主线所勾勒的基于断层线的文明版图，不过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抗争的“后冷战”模式，折射出的依旧是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他所提出的国际秩序是极不合理、极不公平、极其霸道的，这也意味着这一方案无法成为破解文明冲突的有效路径。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演进与理论超越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范式，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自觉的最新成果。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和谐、和睦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贵和”的传统，蕴含着包容非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里，中华民族始终以大国胸襟包容、接纳外来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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