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信任不单纯是一个心理和情感问题，还是一个系统的社会认同和制衡机制问题。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社会信任机制已经从传统的习惯型信任、魅力型信任转变为法理型信任。掌握权力者要取得社会信任，不是靠自己的承诺，甚至也不能靠自身良好的表现，而是要靠权力受到完善而有效的监督制约。只有经过监督的考验、检验，才能取得信任。在权力缺少监督制约的社会背景下，即使是领导干部自身良好的表现也会面临不同视角和立场的解读，面临各种匪夷所思的猜疑、质疑和非议，陷入“塔西佗陷阱”。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在权力失去应有监督的背景下，公众无法建立起对权力拥有者和行使者的信任，而缺少信任必然会诱发党群干群矛盾，激化社会冲突，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的成本，降低领导和管理效率，甚至导致社会动乱、经济停滞，后果十分严重。在现代社会背景下，监督是建立信任的基石，法理是维护信任的保障，信任源于监督，监督增进信任，只有权力和权力的运行受到有力且有效的监督，才能使人们敢于信任、保持信任。也就是说，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时时处处将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权力，消除公权私用和滥用的可能性，才能赢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信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才能得到更为切实有效的保障。

　　古人说，“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就是讲要正确认识监督的重要性，才能不犯大错，特别是颠覆性错误。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被称为“千古一臣”的郭子仪的处世智慧对于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郭子仪曾辅佐过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位皇帝，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厥功至伟，“再造王室，勋高一代”，出将入相，寿享八十有五，八子七婿皆为朝廷重臣，因其一身而系国家安危者达20年，史臣称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旧唐书?列传第七十》）。郭子仪受封为汾阳王，被赐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汾阳王府。但是，郭子仪的汾阳王府与其他重要官员的府邸不同——府门洞开，门禁松弛，闲杂人等自由出入，无所拘碍。一次，皇帝派太监来找郭子仪议事，郭子仪正在内卧帮夫人梳妆，就随意地让太监直接入内说事，夫人也没回避。太监走后，郭子仪的一个儿子觉得父亲这样做有失大臣的体面，就劝说道：“父亲位高爵显，却让外人随意进入自己的卧室，有失庄重，传出去恐怕有损盛誉！再说府门一年到头敞开无禁，既不安全，也不成体统！”郭子仪听后一笑：“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何尝不知道，但是你难道没想过，我位极人臣，富贵尊显，朝廷将官不少都出自我的麾下，咱们家仆从三千，有上千人享用国家俸禄，有数百匹马吃朝廷供的草料，如果王府大门紧闭，莫测高深，必然会有人到皇上那里进谗言，猜测和诬陷我谋反。三人成虎，皇上尽管非常信任我也难免会起疑心，那咱们家就难逃灭门之祸了。由于我们府门大开，出入无禁，府内情形一目了然，无秘密也就无猜忌，进谗者没借口，皇上也会放心，这正是避祸之道啊！”其子听罢顿悟，更加服膺父亲的远见和明哲。

　　对于领导干部来讲，能力不是“任性”的保险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