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受传统思想认识的影响，人们普遍的思维定式是：监督就是要“找事”，就说明你“有事”，“没事”就不需要监督。因此，人们不仅对他人的监督存在抵触心理，抱有自然的敌对情绪，对监督他人更不习惯，认为监督他人就是与他人作对，就是要结冤家、找对头。如果不能消除人们对监督的这种错误认识，那建立再多的监督制度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需要通过深刻辨析信任和监督的关系，让人们切实认识到，监督不是对他人的伤害，而是对他人的关爱；有权力的地方必有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监督是阻止贪腐的防火墙，是最好的防腐剂，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自我监督是保护自身，监督他人是保护他人；监督不是闹不团结，而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接受监督，不仅自己需要，别人也需要；不仅要开展自我监督，还要敢于监督别人，指出其问题，提醒其注意；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纪律面前没有特殊党员，监督面前没有特殊群体；监督没有豁免权；监督是每一个公民享有的权利，开展监督人人有责……正如古代哲人所说：“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监督做得越好，制度的笼子扎得越紧，人们对权力的信任度就越高，对领导干部的信任度就越高，对党的信任度就越高。

　　对于我国历来强调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经验之谈，在实施现代治理的时代背景下应该进行辩证分析和运用。事实上，这个有关信任的格言只有相对的合理性和特定的使用背景，从来也没有作为绝对的律令来施行。比如，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是历史上上级信任下级的典范，齐桓公对管仲不仅冰释前嫌，委以国相的要职和富可敌国的俸禄，还尊称其为仲父，信任可谓无以复加。但是，从理论典籍记载来看，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也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有力掌控、有效监督的基础之上的，绝对不是完全放任、信马由缰。对这一点，《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齐桓公准备确立管仲的尊贵地位，命令群臣说：“我准备立管仲为仲父，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左边，不赞成的进门后站在右边。”大臣东郭牙却站在门中间。齐桓公说：“我要立管仲为仲父，下令说‘赞成的站左边，不赞成的站右边’，你站在门中间是什么意思？”东郭牙说：“凭管仲的智慧，能够谋取天下吗？”齐桓公说：“能。”东郭牙说：“凭他的果断，是敢于干大事的吧？”齐桓公说：“是。”东郭牙说：“如果他的智慧足以谋取天下，果断足以干成大事，您因而就把国家权力全部交给了他，令其凭借您的权势来治理齐国，您难道没危险吗？”齐桓公说：“说得对。”于是命令隰朋治理朝廷内部的事务，管仲治理朝廷外部的事务，以便使他们相互制约。后来，管仲主动举贤荐能，自觉接受其他贤才的协作与监督。他对齐桓公说：“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词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相当于今外交部部长）。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