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公共价值审思：价值契合、偏离风险与重构进路／邓 文 刘 欢

　　（三）独占与复杂：算法的强控制性

　　马克思曾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16］。数字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亦造成技术掠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数字技术自身的“二律背反”属性与不确定性。数字技术具有高精密性、颠覆性，若未加以科学利用，就容易产生难以估量的不确定性后果。此外，数字技术虽为科学、智慧、理性之产物，但其自身固有缺陷也使得理想目标很难达成。技术暗含人类的意志表达，使用者和旁观者均能窥见其中蕴含的人之欲望情感。一旦数字技术找到人类的活动规律，摸清人类的精神世界，便会成倍地刺激、放大此类情绪和动机。人类出于对成功、资源、财富等正向需求的渴望，抑或是受监控、掠夺、垄断等自私利欲的驱使，与机器之间达成了“秘密契约”，甘愿臣服于技术的支配地位，以促成目标实现。［3］阿诺德•盖伦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即揭示了人类发明和改进机器的内在法则：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无机之物比自然之物具有更大的无限性，且人类天生具备自由意志，是善变的、难于掌控的，相比之下，机器基于一套固定的算法程序运作，并不拥有人类般的自主意识、伦理关怀、易变思想，只是严格遵循写入的算法程式行动，不合规范的举措会受到惩罚。因此，幕后之手若操作不当，致使技术之无意识的冲动被无限放大，发展失控，便有滑入技术主义囹圄的危险，负面后果难以避免。技术发展似乎是以人的有价值意义的异化和牺牲为代价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17］。数字技术对人与自然的统治愈强，人的自主性空间愈小，人在整个世界运行体系中的地位与价值愈加矮化，人类像被机器束缚而不得挣脱的困兽，被牢牢圈在技术牢笼之内。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所独有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根源于人类大脑的思维活动，数字技术不仅弱化了人类辩证思维的脑力优势，也退化了人类的肢体行动能力，人之为人的意义在技术时代亟须深入反思。

　　（四）失控与疲软：法律制度监管乏力

　　权力天然具有扩张性，其与数字技术结合产生了新的权力形态，即数字权力。数字权力根据与其结合的主体、作用领域的公私属性，分为数字公权力与数字私权力。公权力机构凭借国家强制力而具有垄断性权威，具有自我扩张的倾向，因此，数字公权力的影响支配力较私权力更强，若得不到有力的规制，会造成“数字利维坦”对民众权益的侵蚀。数字科技巨头掌握了包括个人数据在内的大量隐私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操控公共话语和政策讨论风向，形成数字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