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公共价值审思：价值契合、偏离风险与重构进路／邓 文 刘 欢

　　（一）增殖与控制：资本与技术的共谋

　　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要素主要分为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因此，资本要想牟利，必然会对这两大因素进行盘算。首先，通过生产资料革新提高生产力水平，降低边际成本，满足其最大获利之需。从弱技术到强技术，再迈向超级技术，体现的是资本的增殖性。资本内在的贪婪、逐利、剥削本质暴露无遗，借由数字技术无限扩张领地，所到之处均留下深刻的资本烙印。资本与技术的同盟为资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要素，为资本存续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比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甫一问世便引起热议，开拓了人类新的需求领域，需求驱动技术革新异化为人们为适应新技术而产生相应的需求。此异化现象背后连接着资本无限增殖的强烈欲望。资本凭借技术卓越的超空间领域性能，显著缩短了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的全链条周转时间，从而加快了资本积累速率。技术成了资本牟取暴利的工具，科学从目的本身沦为获利手段；反过来，资本所拥有的雄厚生产基础为技术革新提供了坚实的实践条件，二者的同盟关系愈加牢固。其次，凭借技术控制活的劳动以占有工人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榨取工人的劳动成果。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人民依靠专业知识在生产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资本家进行抗争，但技术革新的去技能化使得劳动人民进一步丧失对劳动过程的自主控制权，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矛盾使劳动人民沦为被动生产的工具。［14］技术投入生产不仅加强了对劳动过程的监督，还显著了提高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度。除了对劳动时间的控制，资本还通过技术推广引诱大众的消费需求，霸占大众的空闲时间，输出低阶娱乐资讯，从而将整个人类生产生活行为纳入资本的严密监控之下，压榨人类的自主性生存空间。

　　（二）渗透与同化：意识形态腐蚀

　　实现资本增殖与控制，除了利用资本与技术的同盟这一粗暴直接的方式，还表现为利用文化渗透对别国及其人民展开的思想侵蚀与同化。数字技术拥趸者打着新自由主义的幌子，提出数字自由主义主张，实则以自由之名行同化之实，妄图借助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渗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倾向的文化体系，创建一个以资本生产逻辑为主导的社会形态。［15］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数字技术以自由、解放、共享等现代性理念为外衣，使人们沉浸于技术对物质条件的改善、劳动的解放、思想的升华等华丽的表象，而忽视繁荣假象背后资本的可恶行径、剥削事实。数字自由主义的真正目的在于借助技术这一中介实行“数字圈地”，假意援助落后地区的技术产业，经由免费数字技术大肆搜罗数据、信息，并通过再生产劳动形成资本积累。技术标榜自身为人类创造美好未来，增进人类福祉，然而，漂亮的说辞无法掩盖资本的真实面目，资本对数字技术的美好承诺非但没有履行，反而进一步使得数字劳工的自由、权利与幸福被置于隐匿状态下的危险境地，炮制人类若需进步则永远不得餍足于既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