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公共价值审思：价值契合、偏离风险与重构进路／邓 文 刘 欢

　　（四）公共服务改善

　　公共价值按照物化形态可划分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具有非资本性、广泛受益性与非排他性等内在特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涵盖了公民的衣、食、住、行等全领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赋能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优化升级，通过数字赋能聚焦公民现实需求，为其提供精细化服务，广泛应用于预防犯罪、气候变化、保障就业、城市规划等领域，形成了数智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医疗、数字文旅等各类数字技术融合公共服务的新形态，促进了公共事业发展，使社会呈现出全新样貌。数字技术通过整合多元供给主体、优化供给手段、完善供给制度等方式，为公众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全面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框架，不仅重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也注重配齐数字技术应用的“软件”，精准匹配供给与需求，从而使公民幸福指数与社会和谐度显著提升。

　　三、数字技术的公共价值偏离

　　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刘易斯•芒福德指出，现代技术已成为“巨机器”，其目标是权力与控制；机器文明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表现为人的异化与抵抗、环境污染、资本剥削加剧等问题。［2］克里斯多夫•库克里克提出“微粒社会”的概念，用来表征被数字技术高度解析的社会形态，总结出人类在此场景下经历的三场特殊革命——差异革命、智能革命、控制革命，每场革命中都潜藏着数字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危机，从而激发人们对于数字时代人类剩余优势的反思。［3］数字技术的勃兴正在重塑社会结构，创造无限可能，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须以辩证思维透视技术繁荣表象背后潜藏的伦理风险。

　　（一）文化价值潜在消减

　　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将人类技术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工具使用、技术统治、技术垄断。此过程是数字技术由使用客体转化为操纵主体的演变历程。人机主客体地位颠倒，人类存在的尊严和价值受到机器挑战，技术走向了自我的反面，致使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4］在技术垄断阶段，数字技术不断攫取、挤压现存文化的生存空间，向文化发起挑战与进攻，试图以机器式话语、叙事方式、生成逻辑取代乃至摧毁人类传承多年的文化体系，人类文化被裹挟进技术机理之中，逐渐丧失主体性。数字技术以其客观性、科学性、数据化而内在地排斥诸如情感、价值、伦常等非纯粹理性因素的参与和影响，一切判断和决策均基于算法编程得出，不仅会消释社会原有的文化底蕴，离析社会价值，而且会引致数字崇拜，造成个体理性式微，带来集体的非理性。数字孪生体的构建与勃兴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对现实世界的消解，切断人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情感交互，使人们趋向于聚集在虚拟化的社会交往场景，从中找寻价值认同与情感寄托，思维意识不自觉地受到技术操纵与数据监控，滑入虚假需求的幻象之中。“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