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公共价值审思：价值契合、偏离风险与重构进路／邓 文 刘 欢

　　（二）主客关系还原：复归人类主体地位，摆正技术客体地位

　　技术伦理问题的产生根源不仅在于技术自身的不完备性，而且源于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平衡现象，数字技术基于偏见数据复制和强化现有不平等规则，经由技术这一媒介解蔽、放大了世界现存的若干非正义现象。［13］因此，要重新审视数字技术的应用限度和边界，重塑社会公正理念，摆正人与技术的主客体地位，警惕技术应用过滥和排斥社会价值理性。首先，数字技术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基于既往经验、给定数据学习改进自身的，人类也是在经验试错中一步步完善自我的。在此种意义上，人类与机器并无二致，唯一的本质区别在于机器是基于算法程序进行改进，而人类思维并无一套固定的程序，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即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自我意识、自由意志是否觉醒。技术始终只能是人类创造美好生活的工具，居于客体和达成目的之手段的地位，因此，数字技术不具备独立的主体人格性，人与技术无法构成平等对话的主体间地位。［22］其次，数字技术具有科学性、客观性、精准性，相对于人类认知决策的情感化、有限理性、自我性而言，具有比较优势，因此，技术被赋予更高的期望值，获取了优于人类的权威性，人的认知判断被先验地排除在技术结论之外。技术膨胀导致价值理性空间萎缩，由此产生的社会否定性后果的责任追溯问题亟待明确。马丁•海德格尔曾对技术之本质发起追问，提出恢复技术的技艺本性，人类就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23］机器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其与不同生产关系的结合产生了差异性客观效果，机器本身对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差异化并无责任。［24］因此，人所要做的是对自我的肯定，找回人之为人的独特价值所在，而非固守技术乐观或悲观两极论，抑或是形成技术宿命论。人应发挥自身的理性功能，合理使用技术工具箱增进社会福祉，转变对数字技术拥有神秘、不可测力量的认知，辩证看待其发展态势，最终以自身的发展进步作为技术存在的根本前提。

　　（三）价值外部弥合：重构技术社会逻辑，打破资本话语体系

　　技术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面对数字技术的资本化运行逻辑和意识形态倾向，及其与社会价值伦理规范之间的张力，须在技术资本逻辑和社会伦理遵循的接榫处找到恰当的平衡。数字技术之于人类的价值早已超越韦伯所认为的一般意义的工具，须以人文性视角体认其所负载的价值情感取向，并引导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数字技术虽发端、兴盛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