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的公共价值审思：价值契合、偏离风险与重构进路／邓 文 刘 欢

　　（二）阶层分化鸿沟难跨越

　　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机器，因其内在的高精密度、复杂性而预先排斥了部分群体使用的可能，由此形成阶层分化、群体极化的数字鸿沟。在马太效应的推波助澜之下，技术“差序格局”导致群体圈层隔离，处于博弈弱势的“数字贫民”数量攀升，边缘群体游离于技术中心场域之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缺少足够的社会包容与关照。虽然部分群体借助数字技术勃兴的机会之窗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与身份的转换，但当技术应用处于饱和状态时，内卷亦随之产生，社会流动速度减缓，“数字精英”与“数字贫民”之间的鸿沟随着技术迭代进程而被无限拉大［7］，社会少数人掌握着大多数的财富与资产，阶层依附关系从人身依附转移到数字依附，更多的普通民众成为被数字技术捆绑的劳役者，为技术所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映射进数字革命时期，指涉资本对工人人性的剥夺，将其抽象化、编码为一串串的数据与符号，成为与一般机器无差别的劳动工具。劳动生产者与劳动对象相分离，劳动成为异己的存在物，底层劳动者受到技术宰制，权利难以保障，更遑论跨越圈层藩篱，终致层级壁垒愈加牢固。受“数字圈地”剥削与束缚的人类逐渐异化为产销合一的数字劳动者，使用数字技术的消费群体无形之中亦成了数据生产者，无偿为资本家提供数字生产要素，在数字产销合一的过程中实现了资本增殖，社会“麦当劳化”大行其道，“生命权力”遭遇碾轧。［8］产销合一作为资本增殖逻辑框架下的新型生产形式，适用于对数字底层群众精神意志的掠夺与入侵，技术的层级压迫不再表现为蛮横赤裸的肉身控制与掠夺，而是通过数字技术形成对用户的虚拟画像，隐匿为对主体精神层面的价值理念进行操控与渗透，左右个人情感取向，诱导用户进行生产性消费，使个体在自我剥削中迷失方向，逐渐消磨掉斗争意志。

　　（三）人的自主性空间被挤压

　　数字技术与现实世界的交融日益紧密，人们越来越无法离开数字空间，人类的生产生活依附于技术而运转，数字技术和人的绑定关系越发牢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使用各种数字技术，在拟态世界留下存有个体身份信息的“数字面包屑”，同时人们使用互联网生产出许多的“数字废弃物”，这些堆积起来的数据会记录下人们的数字行踪与轨迹，精准描绘出人们的虚拟用户画像，潜在地造成数字泄露和隐私侵犯风险。［9］人们被各种技术产品、数据流量包围着，时刻处在数字监控之下，仿佛进入了数字时代的“超级全景敞视监狱&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