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一种以“心”为本的本土领导力／孔佳南 郭 毅

　　二、教化：心性与心性调适

　　（一）教化的对象：心性

　　中国古代社会，“教化”的对象主要是人的心性。心性是中国古代各家学说关注的焦点。儒释道作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思想传统，都主张用“心”来把握一以贯之的“道”，即人、社会和宇宙自然的整体统一性。只不过它们各自所侧重的“道”略有不同，儒家强调的是“义理之道”，佛家强调的是“菩提之道”，道家强调的是“自然之道”，但三者合流于“心”。［17］儒家思想中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8］125的命题；佛家思想中有“三界唯心”和“万法一心”的说法；道家思想中则有“心既未萌，道亦假之”的命题。这是儒释道各家学说用“心”释“道”的具体表现。

　　就儒家而言，古文《尚书?大禹谟》中记载的相传于尧舜禹时期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19］，一直被儒家视为圣贤的传心之言［20］。孟子更是用心性来注解儒学之真谛：“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18］103而且，孟子提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18］103正因如此，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也被称为“心性之学”［21］。孟子以后，心性之学又在多方面展开于儒家思想的演进过程当中。宋明时期，更是形成了程颐、程颢和朱熹一脉的心性论“理学”，以及陆九渊和王阳明一脉的心性论“心学”。其中，理学主张“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心学主张“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22］。到明末和清朝年间，又陆续涌现出像李二曲、王夫之、顾炎武和曾国藩等心学大儒。近代以来，王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维新和民主革命人士着力推崇“阳明心学”。受到近代心学思潮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问学黎锦熙的过程中也曾提到，“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23］。后来，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更是强调了心性的作用，只不过这时他已经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来对其加以理解和把握了。即便到了当下，心性也依然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24］。事实上，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等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将古代心性论述的观念导向“由虚向实”转化为行为导向，即强调人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由虚向实”的转化，在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实践中，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屡试不爽：执政党一直面向社会大众鼓励和宣传弘扬各种精神，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等。

　　由此可见，心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

　　（二）教化的目的：成己达人

　　中国古代社会的士人，历来将成为“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