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一种以“心”为本的本土领导力／孔佳南 郭 毅

　　如果把“教化”作为一种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理念来加以考察的话，那么，西方当代认知科学有关具身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可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教化型领导力的理解。“教化”作为一种领导力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关键在于领导者具身性的实践、认知和心智。抛开中西方在传统思维、认知和语言表达等之间的差异，从整个人类认知的角度来看，当代认知科学研究已经注意到了人类经验对于人类认知、思维、心智和语言生成的重要性，强调人类行动、认知和语言的具身性。所谓“具身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身体作为认知机制的环境或语境，二是身体作为活生生的、经验的结构。也就是说，人类的身体既是生物和物理意义上的，也是文化和经验意义上的。建立在这样一种具身性基础之上的认知观，强调认知是在人的感知运动系统与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同时，人的感知运动系统与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又是在人的认知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持续互动过程中，生成了人类的认知，形成了人类的经验，创造了梅洛庞蒂所说的“人的世界”。在这里，认知和身体是一体的，或者说是“身心一体”的，而且认知主体（具有感知运动能力的身体主体而不是意识主体）和世界之间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也不是谁决定谁或者谁影响谁的“因果关系”，而是“结构耦合”处在一个彼此规定、彼此约束的共变系统当中，认知主体、环境和认知都是在这个结构耦合的动力系统中生成的。因此，认知也不是像“认知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对客观世界的表征，而是引导行动的。总之，认知在身体（感知和行动经验）中、身体在世界中（经验和自然世界）、世界在认知引导身体的行动中显现。

　　从上述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说，在毛泽东的“教化”革命实践及其理论创新中，在他的行动、认知和语言中，已经体现出了这种具身性，说明他已经具备了具身行动、具身认知和具身语言的能力。进一步来讲就是，作为组织的领导者或管理者，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他们都可能具备这样一种能力。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和不同政治背景下的人，最终呈现出来的结果会有所不同而已。但是，他们都是基于自身的经验和认知系统，按照这种具身的方式去处理遇到的组织和管理问题，形成他们所在情景下的具身性语言，而且他们最终表现出来的认知、思维、行动和语言，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某种一致性。因为，它们都是在人们具身性的感知和运动系统与环境持续互动这个结构耦合的动力系统中生成的。

　　也正是在上述具身性的认知生成意义上，“教化”才有可能对他人的认知和思维等进行引导和干预，从而达到心智开化的状态。通常来讲，就是以他人熟悉的经验或知识系统为基础来进行情境设定，从而将其带到这一情境中展开思考和行动，并根据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加以引导，进而使其慢慢形成相应的心智模式，最终达到心智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