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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一种以“心”为本的本土领导力/孔佳南 郭 毅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 作者:孔佳南 郭 毅 日期:2025-01-23 09:30:27
面的形象示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教化”通常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政治教化”,而封建政治恰恰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大批民主和革新人士所致力于打倒和推翻的。在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自汉朝以来,“教化”一直被视为封建君主维护其王朝统治的重要手段。[9]常言道:“教化兴,天下平。”也就是说,君王施以教化,天下才能太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化”日益变得程序化、工具化和技术化,最终成为一种制度化的“规训”方式。然而,到了近代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内矛盾的激化,封建王朝的根基一步步被动摇,最后被推翻。“教化”作为维护封建政权稳定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同样也受到了批判,取而代之的是近代中国社会出现的启蒙思想。[10]二是“教化”通常与涵盖“三纲五常”在内的封建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规范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道德教化”,而封建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规范体系恰恰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极力排斥的。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先秦儒学作为民间学术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古代君王“教化”民众的主要内容。然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也逐渐趋于形式化、固定化和教条化。[11]到了近代,随着封建政治体制的解体以及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已经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规范体系被斥为“吃人的礼教”[12],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民主”与“科学”[13]。
  换言之,“教化”理念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集体反对封建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化了的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规范体系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思潮下被彻底批判和否定的。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确实具有重要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救亡与图存”意义上。但是,就像马克思用来形容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方式所比喻的那样,给婴儿洗澡后,把婴儿连同脏水一起给倒掉了。也就是说,“教化”理念在人们推翻封建政治体制以及批判其赖以生存的封建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规范体系的过程中,一起被遗弃和彻底否定了。同时,这也就意味着过去人们对“教化”理念的感知和理解更多的是建立在“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基础之上。而且,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整个中国社会的社会文化心理是以“激进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为主流,故而使得“教化”理念一直被视为启蒙精神的对立物而存在。[14]这也是迄今为止,人们一直有意与“教化”理念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甚至下意识抵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事实上,“教化”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天然带有一种消极、负面的气质。在中国民间延续和传承了几千多年的“先秦儒学”(区别于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官方儒学)历来重视“教化”,“教化”被视为儒学之本,并且被当作儒学圣贤的首要任务来加以对待。如张载在《正蒙?中正篇》中所说的:“‘蒙以养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尽其道,其唯圣人乎!”[15]也就是说,“教人者”的职责近乎圣人,圣人化成天下,使万物各尽其性、各率其道。正所谓:“凡以道业诲人谓之教,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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