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I时代背景下的灵性领导力：研究述评、开发路径与未来展望／刘　鑫 顾建平

　　其三，社会层面。在探讨了灵性领导力对个体和组织的积极影响后，还需要关注其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的重要作用。灵性领导力在社会层面的结果变量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社会责任与伦理。灵性领导力鼓励组织超越经济利益，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福祉和伦理行为。有研究发现，领导者的灵性实践有助于培养一种道德和负责任的组织环境［38］，进而促进组织做出道德决策和承担社会责任。二是品牌形象和声誉。灵性领导力在塑造和强化组织的品牌形象与声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有研究指出，通过严格遵守道德规范、提高工作透明度以及坚定履行社会责任，灵性领导力能够有力提升组织在公众中的形象和信誉度。［39］当一个组织不仅追求经济绩效，而且积极关注社会福祉并坚持高尚的道德操守时，公众对该组织的信任度和认同感将会显著增强，进而转化为对组织形象的正面评价，促进社会声誉的提升。其他研究进一步表明，灵性领导力的影响远远超出组织内部，其在促进组织与外部社区建立紧密联系、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领导者践行灵性价值观，并将其深植于组织行为之中，能够激励全体成员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这类活动不仅有助于提高组织的知名度和正面影响力，更体现了组织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社会贡献的深切关怀与实际行动。

　　（二）灵性领导力的中介和调节变量

　　现有研究文献引入心理资本、工作场所灵性、组织自尊、组织学习、自我效能、心理安全等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了灵性领导力对组织和个人层面的影响效果。例如，Baykal等对736名白领员工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和线上调查，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员工的心理资本在灵性领导力和员工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40］Sholikhah等对印度尼西亚一所伊斯兰教育机构的234名教师的研究发现，组织自尊在灵性领导力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41］Seok等对来自不同行业的多家大型公司的514名员工进行了调查，发现组织学习在灵性领导力与组织绩效（特别是知识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并且通过组织学习产生的间接效应对知识绩效的影响几乎是灵性领导力直接效应的两倍。［42］Chen等使用Fry编制的灵性领导三维度量表研究了灵性领导力与员工工作投入之间的关系，发现自我效能和目标一致性在灵性领导力对工作投入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43］

　　在调节变量方面，学者们引入了个体特征、情绪智力、权力距离、关系亲近性、组织文化等来考察灵性领导力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图2为灵性领导力的研究全景图。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灵性领导力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