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能量：中国式管理的道德生产效能／郑济洲 崔 翼

　　具有中国特色的“义以生利”的价值理性对古今儒商均具有指导意义，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企业经营理念、管理方法和发展策略。儒商是经济活动中兼有商道智慧和儒家伦理的重要主体。子贡是儒商的鼻祖，他的经商理念深受孔子“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20］理念的熏陶。在经商过程中，子贡并没有将货殖看作事业发展的最终归宿，而是认识到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在战火纷飞的动乱时代以“达则兼济天下”的广博胸怀抚恤“无立锥之地”的贫困者。

　　“义以生利”的价值理性肇始于传统儒商的经济交易活动的道德规范，生长于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定型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原则。推进中国式管理，既不能完全套用中国传统的人治管理模式，亦不能全部移植现代西方经济理性衍生的法治治理经验，亟须以“两个结合”为理念指引，正确处理好物质利益和道德规范的关系，充分发挥出观念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反作用。第一，中国式管理要以责任之心助推“拟家庭化”［21］的企业组织形态在发展中实现和合正义和共赢共生相统一。现代企业的发展决不能在社会化分工的链条中孤芳自赏、以邻为壑，而应该充分关照客户和上游供应商、下游经销商的利益。企业只有对内将员工当作家人照顾好，对外满足客户的利益诉求，于危难之际向供应商伸出援手，及时向经销商供应所需产品，才能在商业生态大系统中发挥出整体大于部分的效能。第二，中国式管理要以关怀之心推动企业利益分配格局走向平等的自由和差异的保障相统一。近代以来，正义的实践“从以对等的‘报’为重心，向以平等的‘分’为重心”［22］转变，这要求现代企业重视对企业员工合乎正义的利益分配。只有充分保证企业员工的物质利益不受到损害，才能激励员工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一方面，无论是乡镇企业，还是城市中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都要在发展中逐步改善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不公正待遇，为他们提供和正规员工相对平等的就业条件和有尊严的收入报酬［23］；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内部因病致贫、因事返贫等处境相对特殊的员工，给予生活物资、假期待遇等方面差异化的补贴。第三，中国式管理要以仁爱之心推动企业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正义相统一。西方经济理性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企业将价值增值视为商品生产的目的，“主要生产销量好的东西，根本不关心它是否有利于社会再生产”［24］，这种无休止的扩大再生产最终会破坏未来世代的生存环境，导致人和自然物质代谢的紊乱。面临着种种生态危机，以道义和责任闻名于世的中国企业秉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25］的理念，加快转变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