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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前沿
“心”之能量:中国式管理的道德生产效能/郑济洲 崔 翼
来源:领导科学
作者:郑济洲 崔 翼
日期:2025-06-30 11:18:32
的出场语境建立在从世界秩序中脱颖而出的现代独立个体的基础之上,其所内蕴的性恶论的文明底色塑造了西方现代企业利己式的经营理念、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和扩张型的发展模式。西方微观经济学探讨的问题是市场主体如何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管理哲学则进一步剖析了专业分工条件下企业如何实现人力、物力的组合式调配和有效性协同。西方管理哲学是对西方管理理论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升华,其思想必将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而拓展。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理念论、中世纪基督教伦理都对前现代西方管理哲学产生过深远影响。西方古典哲学往往将世俗的人性视为有缺陷的、罪恶的,这是由于“人类之心”分有了“理念之心”,出走伊甸园的人心是不完善的、不完美的,亟须外部约束予以规范和引导。这在前现代西方管理哲学中表现为对人的利己之心的承认,并通过制度设计来抑制其负面影响。现代西方管理哲学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方兴未艾的时期,资本家服膺的管理理论以商品化的自由劳动力为现实前提。个体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需要,必须在经济市场中谋求自身的物质利益。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正是循着这一需要,在管理实践中倾向于通过绩效考核、股权激励等外在机制激发员工的利己之心,同时设置严格的监督制衡机制来防止员工滥用职权或损害企业利益,以达到企业发展和员工进步的双赢目标。
现代西方管理哲学以管理科学为理论基础,其思想特质具有明显的机械主义倾向,在实践中表现为管理之心的僵化、心和物的二元对立和渡人之心的弱化。于中国式管理而言,“管理就是心的互动”[5],即员工用心做事、企业家用心管理,在双方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实践中共同实现心的成长。而对于标榜发展效率的西方企业来说,管理外化于行的行比心本身更重要。其一,在方法论层面,现代西方管理哲学强调运用“统计技术与技术工具,博弈论、决策论、运筹法”[6]等科学方法管理企业,但过分依赖调研数据和数理模型,会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情感化需求,使管理过程变得冷冰冰,缺少人文关怀。管理本应随势而动、因时而变,但当员工之心为企业所设定的“关键结果”所束缚的时候,心之活力和动能就相应地被削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心都变得僵化和保守。其二,在认识论层面,受到管理科学影响的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沉浸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之中,以其为指导思想的西方企业管理者过分关注物的层面,追求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目标,遮蔽了心的层面,即员工的心灵状态、团队的工作氛围、企业的文化信念等。其三,在价值本体论层面,虽然基于乔治?梅奥的“社会人”假设、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自我实现人”假设和威廉?大内的“文化人”假设等多种管理理论已然表明在管理中激励人心、发展人心和引领人心的重要性[7],但在实际工作中,西方管理者仍然过多关注激发员工的为己之心和竞争之心,相对缺少激发员工内心深处的帮扶之心和助人之心的体制机制。
中国管理哲学自始就区别于西方古典管理哲学和现代西方管理哲学,其区别表征着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以火为文化基质的西方文明是一种典型的斗争性文明,其所孕育的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管理的世界观,具有“抽象性、客观性、机械性、二元性与独断性”[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