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能量：中国式管理的道德生产效能／郑济洲 崔 翼

　　马克思、恩格斯怀揣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批判了单向度的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揭示了资本过度发展的内爆必然性，重新将对全人类的道德关怀赋予经济学，使经济学在科学性、阶级性和伦理性三个维度实现了高度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道德冲动力”之于“经济冲动力”的和谐中庸，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所蕴含的全部生产力尚未完全发挥出来，经济理性统摄价值理性的现状也尚未发生根本改变。因应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韦伯提出了工具理性压倒、淹没价值理性的现代性问题，认为以效率、结果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编织出的“现代的铁笼”片面加强了经济理性。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伦理再度变得岌岌可危，与新教伦理具有“选择性的亲缘关系”的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因为资本主义有了机器这个基础”［13］。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在经济方面强势崛起的事实批驳了“经济发展不需要内在的伦理精神支撑”的观点，并以此为契机重新开启了“伦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经济”的相关讨论。面对经济学理论场域中的大乱局，阿马蒂亚?森、彼得?科斯洛夫斯基等著名经济学家致力于构建经济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新范式，尝试“将伦理生活世界的行为观点和经济学的所谓严格的经济行为模式一体化”［14］，为市场的最强动力和伦理的最好动力探寻合适的经济管理制度。

　　西方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建设规范经济学或伦理经济学等新的学科门类来实现对实证经济学理论缺陷——对价值理性的“遗忘”的超越。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话语叙事中，人的完全异化、物质主义的畸形发展等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仍是服务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观念上层建筑。因此，所谓的超越只是“思辨的超越”，规范经济学也只是“黑板上的经济学”。要找到走出现代性迷思的实践路径，为中国式企业提供管理哲学的智慧，必须解蔽现代西方经济理性运行中的问题，正确辨析和厘清义与利的关系，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医治药方”并赋予其现代的活力和能量。经济理性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的感性身份、政治权力等依附关系，与此同时，围绕“物的世界”又建立起了新的依赖关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亟须在真正的共同体里创造经济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条件、土壤和载体。在信息化、智能化浪潮相互叠加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批判经济理性之弊不仅是清理“西方经管学神话”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发展传统伦理与现代治理辩证统一的中国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