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前沿
“心”之能量：中国式管理的道德生产效能／郑济洲 崔 翼
来源：领导科学
作者：郑济洲 崔 翼
日期：2025-06-30 11:18:32
| 源泉，中国式管理所发挥出来的生产能量蕴含着强大的伦理动因，体现在企业对员工的关怀、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尊重等方面。无论是在基础设施、能源供应、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国有企业，还是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民营企业，员工与企业之间都不仅具有基于劳动合同的经济法律关系，而且存在着一种基于共同愿景、价值认同和情感依赖的心灵契约关系。后者虽然无形却能量强大，可以增强员工的忠诚度、责任感和归属感，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创新能力。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基础之上的心灵契约是员工自我约束、自律自省的内心动力。当员工发自内心地认同企业的使命和愿景时，他们就会对内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对外极力维护企业的正面形象，将企业的声誉与个人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坚守道德底线，减少不道德行为的发生，推动企业实现道德化发展。
中国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员工的利他之心，激活了员工的内在动力和创新能力，使企业对于员工来说不仅是经济共同体，而且是拟家庭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成长共同体。与西方经济理性相比，中国式管理在道德生产效能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和潜力，这种管理形态打破了西方传统管理理念的局限，为全球企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为全球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三、“义以生利”：中国式管理的价值理性对西方经济理性的超越
经济的发展是否应该关切、涵摄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是贯穿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论辩命题，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西方经济学界经历了“正题—反题—合题”的辩证认识过程。早期西方对“经济”的理解反映出若隐若现的去道德化倾向。经由古希腊文翻译而来的“经济”，本意是指城邦奴隶制的家庭经济，围绕其所探讨的问题是奴隶主如何操持、管理家庭财富，较少涉及改善奴隶生活境遇的伦理思考。经济理性的计算和筹谋在前现代西方经济的发展中起支配作用，伦理道德被抽离出粗糙的物质生产生活，悬置、独立为一种关于人的美德的形而上学说。直到近代，经济理性和价值理性才出现合流之势。在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的理论视域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往往离不开社会分工体系中每个人基于“自利之心”的物质生产实践，而这些经济活动者对欲望和贪婪的追求归根到底是为了博得他人的爱与认同。晚年的亚当?斯密秉持着科学求实的精神先后修订《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在他看来，“个人的幸福只有在不违反或有助于全体的幸福时才能去追求”［9］。经济和伦理两者不可分割，这一观念有力驳斥了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国富论》中利己的“理性经济人”和《道德情操论》中利他的“仁慈道德人”的对立。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理性和伦理道德在话语体系中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趋向。资本一方面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却生产出反文明的社会贫困。世界市场的交往和开拓是以牺牲“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东方”的利益为前提的，资产阶级所谓的商业人道主义精神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异化劳动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指出，“滥用道德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