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能量：中国式管理的道德生产效能／郑济洲 崔 翼

　　与传统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形态相比，经济理性在现代社会的运用更为明显、广泛，潜隐在自然物质中的经济属性被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现代企业不断发掘。在西方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运用经济理性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显得尤为重要，但经济理性在西方企业中的单向度发展也会招致相应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经济理性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单向度发展不仅会造成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失衡，而且会导致漠视企业员工在情感支持、价值归属等方面的现实需要。企业经理人运用经济理性为内部员工规定好月度、季度、年度的关键绩效指标，企业员工为了生存必须围绕预期的数字展开一切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自在自然的生态承载力、人化自然的生态阈值点、消费者的实际消费力并未成为他们考虑的主要对象。现代西方企业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确证了对自然的统治权，但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企业文化信念从根本上讲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外化出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而且使员工对企业仅拥有经济方面的依赖而缺少情感上的寄托。其二，企业在营销层面运用经济理性虽然有助于实现商品“惊险的跳跃”，但过度的理性营销会使企业偏离为消费者服务的初心。面对波动的市场环境，要在供求竞争机制中顺利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跳跃”，营销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关键一环。但如果企业打着“营销包办一切”的旗号，使商品的符号、包装、品牌价值远超过其使用价值，过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打造爆款商品、制造短缺经济上，将不利于推动商品质量的提高，影响企业的发展后劲。其三，部分资本主义上市企业为了在财务年报中反映出所谓滚雪球式的利润增长率，不惜违背企业管理的财务伦理规范，背负沉重的道德风险，在膨胀的经济理性的牵引下走入歧途。有些企业管理者指示财务人员违规对公司年报进行“技术处理”，企图通过财报的“数字泡沫”来掩盖企业发展中遭遇的增长难题，这是对经济理性盲目崇拜、无批判反思的体现，忽视了诚信才是任何企业做大做强的立身之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义与利关系的认知并没有局限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而是跳出了义利之争的理论窠臼，在历史的赓续和扬弃中逐渐把握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于中国人而言，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管理财富之“术”和践行正义之“道”的辩证统一。［15］在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之流中，儒家的义利观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独特魅力，构成了中国人理解正义和利益关系的深层文化底蕴。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古典儒家强调义对利的价值优先性，认为人民追求符合义的利是合宜的。汉代的董仲舒对仁者和平民的利进行区分，认为平民的利只是为了满足身体的基本物质需要，而真正的仁者应该“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16］，不谋私利，追求内圣外王的“大义”。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要求士大夫遵循纯一不杂的“天理之公”，逐渐革除“人欲之私”产生的弊病，在义与利的抉择中坚定地站在义的一边。随着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王夫之、颜元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义之必利”“义利共生”等思想。在王夫之看来，获利是行义不自觉的必然结果，正所谓“义非以为利计也，而利原义之所必得”［17］，颜元翻转了董仲舒的思考，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