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的空间转向与实践指向／付冬丽

　　三、空间数字化：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的空间转向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运行场域由物理空间转向数字空间。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空间重组与形塑，使得党领导力在数字化空间中发生具象化的转向。这既是数字空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领域发生裂变与重组的过程，又是党数字领导力从领导范式到领导策略的逻辑重塑过程，呈现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空间转向的具象化表征。

　　（一）社会政治空间进阶：从“数治”到“治数”的数字领导范式拓展

　　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数字中国”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二十大多次将数字化转型视为国家社会政治空间正常运行的关键一环。这就意味着党必须正视数字所携带的技术禀赋，以“数治”赋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构建起更精准、更高效、更便利的党政服务体系，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但不可忽视的是，在数字技术更新迭代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类使用技术的有限理性相互交织中，党数字领导的“数治”界域中必然会滋生出诸多应然与实然相脱节的异类问题，从而引发新的治理危机。由此党的数字领导力的运行不仅要将数字视为可以利用的要素资源，而且要将数字本身视为可以改造的对象，“治数”成为党数字领导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党数字领导力既要以“数治”的方式运行，又要以“治数”的方式剔除数字异化的弊端。

　　如此一来，党数字领导力在社会政治空间中完成领导范式的进阶，实现由“数治”到“治数”的转变，这既是数字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与人类应用技术的有限理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是党的领导力在社会政治空间中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必经之路。为解决“数治”过程中的价值疏离问题，以“治数”方式提升党数字领导力的实际效能，党一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数字权力使用观，以审慎的态度应用数字技术，以反思的立场摒弃“数字利维坦”；另一方面要探寻科层体制与技术升级的融合之道，为基层减负纾困，避免数字由“赋能”沦为“负能”。

　　（二）市场经济空间跨界：从“集中”到“释放”的数字领导模式转换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党长期以来所秉持的市场经济领导方针，而数据生产力的出现、数据经济的盛行全面颠覆经济社会发展规则和运行模式，党的数字领导模式也随之发生转换。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以自身“虚拟替代性”完成对土地、劳动、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替代，实现了“去土地化”“去人工化”“去管理化”的生产方式革新，为数字经济的跨界属性奠定了基调。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