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的空间转向与实践指向／付冬丽

　　（二）数字空间化：将层级的领导力转为赋权的数字领导力

　　作为空间数字化的必然结果，数字空间化是基于数字对党领导力技术性赋能之后，又通过技术手段重塑党领导力运行范式所产生的全新社会空间。数字空间化又绝非对物质空间的数字化扬弃，其空间运行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皆是党领导力运行本身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就其本质而言，数字空间化是党领导力在数字社会运行的真实空间，具体与抽象并存、现实与虚拟同在。但必须认识到，伴随着党领导力走向数字空间化的阶段，数字领导力的功能性递嬗将逐步完成。此时党领导力运行空间将彻底被打上“数字化”的标记，传统领导力运行范式中的主体与客体、中心与边缘、体制内与体制外等所有二元层级结构机制会被完全打破，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裂变、纠缠，从而形塑出全新的数字领导力的空间运行范式。

　　区别于党领导力传统运行范式过分强调通过上与下、内与外的层级结构打造出符合社会预期的秩序规范，数字空间中的领导力基于数字的通用性、流动性、普惠性特质，推出更为开放、包容、弹性化的赋权式结构，从而打破传统领导力的层级区隔。数字所具有的高流动性与低边际成本的特质形成了全新共享信息的领导结构，改变了传统领导力运行时决策内容生产与真实公众需求相分离的状态，平台化的网络沟通机制更是实现了各社会主体间的无障碍平等交流互动。基于此，党构建了上文所提到的“多元协同”的赋权式数字治理格局，重塑党政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整合数字领导过程中的信息流、问题流，在各主体间形成跨地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叠加效应，从而提升党数字化领导的实际效能。

　　（三）空间数字化与数字空间化：对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的解构与重构

　　空间数字化与数字空间化作为形塑党数字领导力运行过程的“一体两面”，二者彼此互嵌互构。空间数字化作为党以数字技术赋能领导力运行空间的起始阶段，通过数字化语言在虚拟空间中将党领导力的运行过程进行“打码”，以数据分析测算的优势赋能党的领导决策科学化；数字空间化作为党领导力进阶为数字领导力的高位阶段，以数字技术重塑党数字领导力的运行范式、革新其运行结构机制。但当党的“数治”运行滋生出“技术依赖”“数字官僚主义”“数字鸿沟”等异质问题时，党的数字领导力就将再次推进空间数字化的初始阶段，在具体数字化运行过程中进行问题的筛查、分析、处理，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以此类推，再进入数字空间化阶段重构出更为完善的数字领导力运行秩序。如此一来，党的数字领导力在空间数字化与数字空间化之间反复流转，不断经历着解构与重构的洗礼，最终形塑出党闭环式数字领导力优化流程。

　　空间数字化与数字空间化的过程离不开数字与空间之间的交互耦合，正是二者之间的耦合性关系推动着党数字领导力运行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依托于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虚拟空间映射并复刻着党领导力在现实空间的运行状态，并通过新的数字空间对现实空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