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数字领导力建设的空间转向与实践指向／付冬丽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数字领导力可视为党以数字技术手段领导各层级党政主体、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开展治国理政工作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数字与空间交相耦合产生的空间数字化与数字空间化，反复解构并重构党的数字领导力在具体社会空间中的运行范式。在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回归具体的空间形态演进过程中，党逐步完成由领导力向数字领导力的功能性递嬗，具体运行空间则产生由平面物理空间向立体数字空间的现实转向。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需要以空间数字化与数字空间化的辩证关系为准绳，为党数字领导力的未来发展指明实践路向。本文通过构建“本源来向—现实转向—未来指向”的空间逻辑链条，把“数实交融”的运行空间打造为培育党数字领导力的全新空间。

　　二、数字与空间相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向数字领导力的功能性递嬗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的加快，物理世界被以数字化的形式重塑，形成一个全新的数字空间。数字与空间的交互耦合，不仅促进了党领导力运行空间向数字化方向发展，还重构了党数字领导力在虚拟空间中的运行秩序，而且在二者深度嵌合过程中将党领导力的数字化物质空间加工转化为实体化的数字空间，在从物质到数字、再从数字到物质的反复流转中推动党的领导力完成向数字领导力递嬗的过程。

　　（一）空间数字化：将“在场”的领导力抽象为“离场”的数字领导力

　　“空间数字化”前身为“国土空间数字化”，出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所强调的“国土空间治理全过程数字化”。“空间数字化”作为“阐释依托数字技术、优化治理格局”的规范化表达，亦可以用于阐释处于党领导力在数字时代运行空间的数字化过程。在前数字时代，党领导力的运行高度强调领导者的“身份在场”，领导者个人的经验、好恶、能力素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党领导力效能发挥的阈值。此外，基于对“身份在场”的依赖，传统领导力的领导方式表现为经验理性主导下的显性制度管控模式，通过普适化、刚性的制度设计来规范被领导者的行为方式。这一过程常常存在着试错成本高、反馈效率低的问题，尤其是这种高度依赖领导者主观偏好的方式，难以保证党领导力效能的公正，长此以往极易发生损害党领导力权威的问题。

　　当党的领导力步入到空间数字化的阶段时，党的领导力运行的全程皆以数字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并通过大数据技术为党的事前决策、事中执行、事后反馈实时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模型参考、决策过程预判以及决策效果预估，以“善智”的技术引导党领导力呈现“善治”的效果。而在这全过程中，领导者以“身体离场”来规避经验主导的模糊决策，此时党的领导力已开始转向为数字领导力。值得注意的是，区别于传统领导力空间的可控性，进入到空间数字化阶段的数字领导力依托于物联网为基础介质的数字空间完成了虚实空间的融合互嵌，此时会出现领导者“在场”与“离场”共存的局面，产生“媒介在场”与“身体在场”的双层化纠缠的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党数字领导力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