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耦合机理及实现路径／马立志
| 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1］61。其二，相容性是指这种逻辑自洽性既扎根于“两个结合”，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了西方相关理论的合理内核，以形成各国携手共进、共谋全球善治的理论主张。中国在实践中倡导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时，突出强调：所谓变革，既不是绝对推倒或完全否定旧有全球治理体系，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此基础上，对旧有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必要的创新和完善，而这种创新和完善就包括了对旧有全球治理体系中西方理论合理内核的认可与融合、创新与超越。可以说，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形态共同作为全球善治的主体，当涉及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升华、延展时，都必然要求彼此的相容共促。所以，我们主张各国要“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1］61，而且“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1］62。
其次是历史维度的必然性。当前全球性交织叠加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及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等，都雄辩地证明：面对21世纪这一危机和风险并存的时代，虽然打开“潘多拉魔盒”的主体不尽相同，但在“蝴蝶效应”作用下，危机受难者和风险承担者殊途同归，即全人类。在此背景下，通过以邻为壑和损人利己的方式追求独善其身的纯粹自我善治，既无助于自我国家治理，也不符合人类永续发展目标。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短暂善治目标的实现，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短视行为，终将会在失去世界的同时埋葬自我。究其根本，当全球各种赤字频发，在“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作用下，那些谋求短暂自我善治的国家，不管其多么排斥或抵抗，也都迟早会被拖进全球危机或风险的旋涡之中。这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人类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代的逻辑必然。新冠疫情及其影响下的全球经济大衰退、粮食危机等，无一不在印证人的类本质，并时刻提醒人类共在共生于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休戚与共时代的现实性。全球赤字如此，全球盈余也是这样。从全球性危机或风险的恶环境中走向善结果，唯一的实现方案就是全人类团结合作、同舟共济，这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所以，任何国家的国家治理都有责任和义务与全球治理保持合理的逻辑自洽性。正因如此，中国历来注重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从而致力于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多、更大、更新的贡献。这集中体现为“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22，“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1］16。特别是从其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23-24，不仅拓宽了人类文明发展大道，扩大了人类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版图，而且全面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以及人类文明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这也为理解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兼具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提供了注脚，说明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耦合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