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耦合机理及实现路径／马立志

　　（三）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是解决时代任务的现实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1］60。这与西方以自身国家治理凌驾于全球治理之上不无关系，同时也迫使各国不得不深刻反思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之未来在哪里。它真如西方国家所标榜的那样，如神话般万能，能解决一切问题吗？如果是，全球治理为何在其主导下频现失灵，并掣肘自身及其他各国发展，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桎梏？如果不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又该如何共生共在共进于时空交错的现时世界呢？回答上述问题，亟须在实践中正确厘清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当前，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普遍认为二者具有高度的依存性、渗透性和互动性，主张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正确认识和理性把握。比如，刘贞晔指出，二者的互动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开放性框架，为二者的治理革新提供了重要动力和支撑，能够产生促进世界文明融合的“熔炉效应”，各国在全球互动中包容互鉴、竞合共进，有助于促进形成一种共享共融、和谐共存的全球秩序。［5］蔡拓指出，在实践中，既要尊重二者的相对独立性，又要自觉打破两者的界限，以避免将其碎片化、区隔化对待，否则，就会陷入治理实践的困境。具体来讲，就是要借助全球治理深化国家治理，依托国家治理推进全球治理。［11］吴志成和范逢春都认为，二者是一种相互依存且又彼此制约的辩证关系：全球治理有赖于国家治理的支持与合作，前者构成后者现代化的重要外部动力。［12-13］由此反观，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历来将“‘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奉为圭臬［14］，显然并未从整体上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做辩证看待，而是刻意将二者碎片化和区隔化，即对立待之。正是在此全球治理体系下，作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大多数民族国家因在全球治理中长期缺位而无法满足自身诉求，最终诱发并加重了“四大赤字”。这就是说，在实践中要推动全球治理回归正常轨道并持续向深处延展，就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调整参与全球治理的各个国家行为体的权力结构与机制。简言之，就是推动全球治理从少数人的民主向能够反映国际力量真实格局的多数人的民主转变，从内外矛盾的民主向内外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民主转变。只有如此，才能促使国际关系民主化真正从低效转向高效，“四大赤字”才会逐渐被消除。这体现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是解决时代任务的现实途径。

　　二、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耦合机理

　　世界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15］187。不仅如此，“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1］60-61。特别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16，这一力量的增长也将愈发坚实、厚重和强劲。回顾历史，总的来说，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区隔，即实行双重标准，导致其在面对全球性发展、安全等共同问题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