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耦合机理及实现路径／马立志
| 挑战时，只要不利于自身利益，就会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方式来谋求独善其身。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提到的保护主义、“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等，就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相区隔的典型例证，最终会导致全球深陷“四大赤字”，其自身也深陷现代化诸多困境而无所适从。为此，有学者指出，西方“对抗式制度体系在制度设计上造成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内在的对立状态，难以满足互联互通时代的合作需求”［16］。中国则与之根本不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经历了从疏离到参与再到引领的变化”［17］。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对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有十分清晰的认识，而且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共融互动也有精准的把握，因此，“我国的内外政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18］，都反映的是“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1］60。也正因如此，中国在国家治理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始终依据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做出相应的调整、完善、突破和创新。这蕴藏着中国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的大国独立性和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党担当。
（一）价值理念上的内在契合性 全球治理的对象是全球公共事务，这意味着作为对象化存在的全球治理主体必须立足公共性来改造对象才能实现全球善治目标，而开展全球善治共同行动的首要条件是具备共同价值基础。对此，西方提出了“普世价值”，但其只是借普世之名行利己主义、个体本位之实，因此“本质上是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工具、政治霸权的战略工具和资本逻辑的利益工具”［19］，加之其价值观念的内逆性、价值标准的双重性、价值利益的冲突性［20］，致使“普世价值”追求什么，在现实中就会出现与之相对应的悖论。比如，其主张自由、民主、和平，就出现了自由赤字、民主赤字、和平赤字等公共性问题的复杂现实图景。这种图景既存在于全球治理中，又存在于其国家内部。这便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的虚幻性在当代的现实表征。可以说，“普世价值”下的全球治理在经过历史效果评价和实践效度检验后，笼罩其上的虚幻性面纱就被西方国家亲手撕下了，其纯粹的自我否定或背离的本真面貌已无处遁形。因而，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凝聚起各国共同行动的共识，反而成为推进全球治理的障碍，即其根本无法形塑国际秩序和国家秩序良好共生的当代，更不要说未来了。 “普世价值”的破产宣告了对任何价值进行绝对“普世化”都有失理性，是非正义的表现。只有遵循特殊性（民族性）与普遍性（世界性）的统一，对全球治理价值理念进行建构，才具有现实可能性。简言之，就是各国要在全球治理上探寻价值交集。这样既符合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治理诉求（即具有民族性），又符合全球治理的价值导向（即具有时代性和公共性），从而实现利己性和公共性的辩证统一。质言之，就是要“培育出一种共同信念”［21］485，“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21］489。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内核“和”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1］18，决定了中国在回应全球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