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是如何影响民主的——基于政治与经济绩效感知的中介效应／李 梅 彭国胜

　　四、实证结果

　　（一）统计结果分析

　　表1列出了三个回归分析模型的统计结果。其中，模型1提供了民生幸福感和控制变量预测政治绩效感知的结果。从模型1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民生幸福感对政治绩效感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coeff=0.190，p=0.000）。根据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推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民生幸福感因子的得分每提高1分，其在政治绩效感知上的得分将相应增加0.190分，假设H2检验通过。年龄对政治绩效感知也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对政治绩效的感知越强烈。而其他控制变量与政治绩效感知没有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

　　模型2显示了民生幸福感和控制变量预测经济绩效感知的结果。分析结果显示，民生幸福感对经济绩效感知具有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coeff=1.263，p=0.000）。根据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居民的民生幸福感每提高1分，其经济绩效感知将相应提高1.263分，假设H3检验通过。除了性别没有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其他控制变量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家庭收入影响最为显著（coeff=0.237，p=0.000），说明家庭收入越高，个体的经济绩效感知越强。

　　模型3反映的是民生幸福感以及控制变量与绩效感知对民主满意度的影响。从模型3可知，民生幸福感对我国居民的民主满意度不存在直接的显著影响（coeff=0.073，p=0.267）。虽然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方向为正，但此种正向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假设H1没有通过检验。政治绩效感知（coeff=1.482，p=0.000）与经济绩效感知（coeff=0.156，p=0.000）对我国居民的民主满意度具有十分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控制了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政治绩效感知每提高1分，其民主满意度将相应提高1.482分；同理，经济绩效感知每提高1分，其民主满意度将相应提高0.156分。在控制变量中，只有家庭收入与民主满意度有正相关关系，其他变量均无显著性影响，假设H4和H5得到验证。

　　既然民生幸福感与民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直接相关关系，那么通过绩效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这种间接相关性是否存在呢？在考察了民生幸福感变量通过政治绩效感知和经济绩效感知双重中介变量对民主满意度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后，虽然民生幸福感和民主满意度之间没有显著性直接相关，但存在着通过绩效感知的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即民生对民主的影响来源于政治绩效感知与经济绩效感知。民生幸福感会通过强化政治绩效与经济绩效感知，对民主满意度施加正向的间接影响（coeff=0.480，p=0.000）。从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可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民生幸福感每提高1分，其通过政治绩效感知的影响所获得的民主满意度得分就增加0.282分；同样，民生幸福感每提高1分，其通过经济绩效感知的影响所获得的民主满意度得分就增加0.198分。因此，假设H6得到了支持，政治绩效感知与经济绩效感知发挥了86.96%的中介效应。

　　以上假设检验的结果揭示了民生幸福感对我国居民民主满意度的具体影响机制——民生幸福感对我国居民的民主满意度虽然不存在显著的直接影响，但会通过影响政治绩效感知与经济绩效感知双重中介来间接影响民主满意度。

　　（二）稳健性检验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