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理性冲突与功能调适／张　进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作为决策工具提升了决策者分析处理信息的综合能力，减轻了行政决策者的信息分析处理压力，使决策者从繁重琐碎的常态化事项中抽身而出，进而更专注于战略层面的思考，从而促进了行政决策主体的发展，为其主体理性释放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以算法程序为基础的自动化决策工具能够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完成数据清洗、整理与分析等基础工作，减少了决策者在这些重复性劳动上的投入。这使得决策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政策制定在目标设定、价值判断以及策略选择等方面的核心问题，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决策者从烦琐的数据处理工作中解脱出来后，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创新思考，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和策略方向，更加专注于创新思维和长远规划。因此，人工智能对行政决策主体理性的释放主要是基于其强大的算力模型和自动化决策模式减轻了行政决策过程中烦琐的工作任务，从而使行政决策主体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长期发展方面的决策问题。

　　四、规范化计算逻辑：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理性陷落

　　以智能算法为基础的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勾画了一幅科学、客观、规律的理性决策蓝图。但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带来的影响也绝非单向度的，其理性困境是客观存在的。本部分的目标在于结合行政决策的实践理性表现形式讨论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理性困境。

　　（一）行政决策的工具理性限度

　　工具理性的优点表现为遵循手段最优、效果最好和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原则对各种手段进行比较与计算，进而做出最优决策。诚然，人工智能机器在信息收集、非人格化决策与决策知识的自主学习方面具备强大的工具理性思维能力，但行政决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决定了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工具理性限度。

　　第一，人工智能处理复杂行政决策信息的技术缺陷。行政决策不仅要综合考虑效率、经济、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问题，还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及政府、企业、公民、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的影响，呈现出高度复杂性特征。而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这些复杂性决策要素时，能在多大程度上收集、分析和存储所需的全面、完备的决策信息，是存在疑虑的。一是信息收集能力的有限性。人工智能机器的学习和决策过程高度依赖于训练数据，但如果数据集本身存在偏见或者不全面，那么就可能会产生有偏见的结果。二是信息分析能力的有限性。许多行政决策信息包含在非结构化的文本、图像、语音或视频中，但现有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依旧存在着词句模糊性或歧义性甄别、语言上下文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