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理性冲突与功能调适／张　进

　　基于对人工智能赋能行政决策理性化的发展促进和理性限度进行综合测量的需要，本文基于现代行政决策理性化的发展趋势，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主体理性三个维度诠释人工智能对行政决策机制理性化的作用机理以及理性的发展限度，核心目的在于提升对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理论认知水平，推动行政决策实践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合理、有效运用。

　　二、现代行政决策理论的理性构造

　　现代行政决策理论大体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蒙昧决策、封建社会的经验决策和工业社会的科学决策三个发展阶段，决策依据逐渐从原始社会的神灵占卜、封建社会的经验惯例向工业社会的科学知识演化。18世纪以来的产业革命推动了工业社会的成熟，现代化科学技术普遍发明及全球统一市场的发展壮大推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人类正式进入以普遍知识为基础的科学决策阶段。

　　（一）行政决策的工具理性凸显

　　早期的行政决策理论秉持完全理性决策和有限理性决策的实践模式。莫里斯?库克将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中的动作研究、工时研究、标准化等方法引入政府公共部门，为理性行政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决策工具；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则为行政决策构建了基于“非人格化”理性决策的组织基础。这一时期的古典行政决策理论主要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依据，强调在决策过程中成本效益的最大化计算，因而是一种完全理性决策模式。但囿于古典行政决策理论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认为决策者具备完全理性能力，忽略了非经济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以及决策所面临的复杂环境，于是，西蒙提出了经典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即由于人的认知能力、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局限，决策者只能依照“满意原则”做出有限理性决策，而无法依照“最优原则”做出完全理性决策，发展了对人决策理性能力的认识。

　　但两种决策模式都是一种工具理性主义的行政决策范式，试图以科学化、技术化、规范化的技术治理模式实现行政决策的效率最大化的目的，秉持一种价值中立、效率中心、技术至上和重事不重人的管理主义价值诉求。例如，在“政治与政策或国家意志的表达相关，行政则与这些政策的执行相关”［5］的主张下，价值判断是政治决策的领域，行政活动只需严格、科学、有效地执行政治决策即可；韦伯也“不相信个人美德的效用，因为美德是个人私人领域的信仰和信念；公共领域中以制度为法的授权形式表现的是无情无义的没有价值理性纷扰的纯客观的执行权力，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公正和公平”［6］。西蒙尽管对完全理性决策进行了驳斥，但驳斥的仅仅是在理性发挥作用的限度上的观点，而在对理性内涵的认识上，西蒙依旧是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视角出发，基于“事实—价值”的严格二分，从科学的角度来解决人的有限理性问题，故而其“行政决策理论中的理性概念与现代科学中的一般理性概念是一致的”［7］。

　　（二）行政决策的价值理性回归

　　对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使科学性成为衡量行政决策效果的唯一标尺，导致传统行政决策模式的非人性化、非政治化和非道德化等问题。20世纪40年代，西方公共行政学认为，技术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