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理性冲突与功能调适／张　进

　　三、科学化算法程序：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的理性证成

　　当前，人工智能已然在诸多性质决策现实场域中被广泛使用，如智能摄像头提升了交通违法处罚决策的效率、“城市大脑”建设为管理者提供了强大的资源配置优化工具和科学决策支持。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环节，人工智能辅助行政决策，不仅有助于应对复杂多变的治理挑战，为构建智慧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还能够显著提升决策过程的理性化程度，确保决策依据的科学性。

　　（一）行政决策的工具理性实现

　　行政决策的工具理性追求的是行政决策信息、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都能够以计算化形式表达，从而强调了对手段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的关注。为了排斥人情、经验、宗法等非理性因素在行政决策中的影响，在行政决策过程的可计算化层面上，人工智能与行政决策的工具理性诉求可以产生交互作用。

　　第一，基于行政决策信息收集完备化的工具理性决策。按西蒙的理论，行政决策的核心过程包括“情报收集—方案设计—方案选择”三个部分。在情报收集上，人工智能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转换、追踪、分析更为全面，力求更集中、更有力地将公众诉求表达出来，这更接近于‘全面理性’决策的前提标准”［10］。这种通过庞大的关联感知网络以完整复现整体事实的努力，似乎实现了古典行政决策理论所坚持的完全理性决策。此外，基于人工智能的完全信息收集处理和加工能力，行政决策方案的设计和选择也表现出了“最优化”的发展趋势。在大模型的算法运算规则之下，语言和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被精确计算，这种具有智识性的人工智能算法有助于提升对复杂行政决策因素的综合研判能力，准确预估可能存在的政策风险，展开政策模拟实验，研判不同政策方案预期，并做出灵活的选择与调整。［11］

　　第二，基于行政决策非人格化表征的工具理性决策。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决策被认为是高度自动化的，这种决策模式以既定的算法程序为依据，按照算法规则对行政过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因素进行公式化计算，从而做出自动化决策，力图排斥行政决策过程中人的影响。换言之，人工智能的算法决策“表示一种计算公式，该公式基于统计模型或决策规则自主做出决策，而无须明确的人为干预”［12］。这种非人格化的算法决策模式要求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在数据测算、代码运行等层面力求实现技术意义上的公平，避免行政决策的随意性。

　　第三，基于行政决策知识自主学习的工具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