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官制度治理的得失及其启示／王国胜 张若彤 宋珍妮

　　第一，在文官任用上强调以文代武，导致军事力量不振。文武官员各司其职是有效维系社会秩序、安定内政外交的必然要求，宋朝以前文武官员的政治地位相差不大，即使在重武轻文的朝代，文臣在朝堂也仍有一席之地。基于武臣乱政的历史教训，宋朝一直实行分权统治，不断将权力收归中央，由皇帝掌控，并逐渐形成“文人主政”思想。一方面，这种理念在制度执行上要求将文臣安插进军事部门，用以制衡武将，防止武将叛逆；另一方面，自宋太宗扩展疆土尝试失败后，后任者在对外政策上基本采取收缩策略，将治理重心主要放在“稳内”方面，不注重对武将的选拔及对军队的训练。这就使得在人才选拔制度上革新动力不足，对文人的军事才能培养及考察也不足，其后果就是担任军队要职的文官大部分军事才能欠缺、实战经验不足，对军事知识知之甚少，而专业武将或被埋没，或被置于文臣压制之下，加上兵将疏离政策，纵有良将能够侥幸掌握兵权，也很难在短期内培养出兵将一心、骁勇善战的铁骑军队。这种重文轻武风气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影响，社会上习文之风日盛、尚武之风日衰。这导致宋朝虽然经济发达，但并没有催生军事力量的同步增长。由于军事和武备长期受文官制度节制，其壮大的内生制度供给不足，使得军备发展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导致战斗力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

　　第二，在文官治理能力的培养上，未能根除文牍主义倾向，容易出现决策失误或效率低下问题。虽然宋朝在选拔官员时有意侧重对思维能力及务实精神的考察，但毕竟这种朝堂考试难以真正检验出他们的治理能力，一旦投身于治理实践中，部分官员重形式轻实践的弊端就会凸显，他们满足于文笔办公，对下属上报的情况不做实际调查，极易出现工作失误。再加上宋朝行政机构的不断细化和权力的彼此牵制，一旦在决策中务实派与文案派官员出现矛盾，将直接影响行政部门的决策效率。另外，宋朝文人制度未能避免擅空谈、轻实践的弊端，时常把鸿篇大论的纸上谈兵作为应对危机之策，导致危机的不可管控。对此，后人曾讥刺其“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可见，这种分权而治下文牍主义的危害甚深。

　　第三，文官待遇过高且约束松懈，易滋生腐败和庸官懒政行为。宋朝文官的待遇十分丰厚且俸禄来源多样，仅中央文官的月俸便足以购买百亩良田，地方知县每月的正俸能与最高级的武将的正俸相匹敌。此外，文官在休假和致仕方面获得的经济优待也十分明显。文官在返乡归田后，只要在任期间无大过，八品以上官员仍可获得一半俸禄。但高薪未必养廉，宋朝虽然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监察体系，但因为执法相对宽松，刚性惩罚缺位，难以对文臣产生绝对的震慑效果，“刑不上士大夫”甚至在某些时期成为普遍共识，导致部分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庸政懒政、贪污受贿。面对这些问题，宋朝当权者并未通过文官制度改革来加强对文官的管理，反而继续以“祖宗之法”优待，这也是为何宋朝一些文臣贪污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第四，在文官制度变革上过于保守和循规蹈矩，导致危机发生时制度和人才出现“断裂”和“供给不足”。一般而言，国家和社会